肖鹰：叶老师，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与您现在的这部《美学原理》先后相距二十年。从主题内容来讲，这两部书都是立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原理体系的建设。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您提出了建构现代美学体系的“四原则”：第一，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的贯通；第二，东方美学（对我们来说，着重于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融合；第三，美学和诸多相邻学科的渗透；第四，理论美学和应用美学的并进。二十年后，在《美学原理》中，您又提出：“所谓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文化的大综合。所谓文化的大综合，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综合，一个方面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读您这两部书，我感到，虽然间隔二十年，但是贯穿在这两部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您坚持通过东西方美学的融合来构建现代美学体系的思想。 叶朗：你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为什么坚持东西方美学相融合的思想？第一，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开端者和奠基者，由他们开拓的现代中国美学，与传统中国美学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就是中西美学的融合。王国维的美学、朱光潜的美学和宗白华的美学，撇开传统中国美学不能成立，撇开现代西方美学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是20世纪上半期中西美学融合的结晶。第二，现代性开始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运动带动了全球化的科学、民主和市场经济，但也带来了单一的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压抑、排斥和消解。反思现代性，检讨其根本局限，就是要重新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巩固和提升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存在近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在人类文化中各自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真正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必须容纳多元文化的美学思想，在概括的意义上讲，就是东西方美学的融合。第三，20世纪的艺术实践和美学思潮都表明，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线性运动，导致了西方当代艺术和美学的深刻危机。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美学内部纠缠着“艺术终结”和“美学终结”等一系列“历史终结”的梦魇。为什么“艺术终结”了，“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不同意这种“终结论”。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艺术就有生命，就有未来。我认为，要摆脱“终结”的恶梦，就必须突破西方美学的线性进化思维，就必须开放视野，融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肖鹰：我注意到，在您这前后两部书中，关于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建构原则，您先后分别使用“东西方美学融合”或“东西方文化的大综合”。坚持东西方融合，保持了您这两部书的一致性；从美学融合到文化融合，又产生了两书的差异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美学研究视野向大文化视野的扩展。在《美学原理》中，我读到了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您主张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不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综合，而且是19世纪文化学术精神和20世纪文化学术精神的大综合。在这部书中，你在阐述审美理论时，引用了不少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和生活实例，这些实例，不同于艺术活动的实例，传统美学往往是忽视它们的。我感到，您引用这些实例，不仅突破了传统美学偏重于艺术（尤其是经典艺术）的表述体系，而且表现出为美学理论营造文化大综合底蕴的学术胸襟。实际上，在阅读《美学原理》时，我感到您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阐述，都表现了一种非常鲜活的文化意识，让读者明确地感受到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审美活动的鲜活的文化意蕴。这个特点是在既往的美学原理类著作中看不到的，当然，在您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也看不到。相比于《现代美学体系》，这是否是《美学原理》的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呢？ 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问世二十年以来，我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不仅用心于中西美学家们的学术著作，而且用心于我这二十年阅历所及的生活这部大书。相比较而言，我更着眼于从“生活世界”这个具有本原意义的视野来审视和思考美学问题，我相信，这个思考方式是对传统美学局限于范畴推演和艺术鉴赏的突破。在众多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中，我赞成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就是一种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精神一文化活动，它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发展，受人类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思考美学问题不能离开审美活动的文化背景，在做理论阐述时，也应当传达其丰富的感性特征和深厚的文化意蕴。在写作《美学原理》时，我的一个明确原则是，要让这部书具有高度的可读性，这不是单指行文的优雅和流畅，而是要传达你所说的审美活动的鲜活的文化意蕴，传达活生生的文化精神。 肖鹰：我认为您达到了这个目的，《美学原理》的确具有这种文化大综合的气象，而且是以您的“生活世界”为中心展开的活生生的文化大综合气象。我相信，您这部《美学原理》的写作，不仅给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在文化大综合背景上的新美学思想体系，开拓和深化了读者的美学视野，而且会对美学原理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新的思路。《现代美学体系》对中西美学的综合，注重于中西美学概念、理论的“平等的纳入”，综合程度较低，特别是学理的统一性和精神的一贯性不够，不少地方有生硬之感。当时的综合，似乎更多的是在“技”的层面，功夫也多用在“技”上。《美学原理》对中西的综合，正如您从中西美学综合的视野跨越到中西文化的大综合视野，是由“技”入“道”，展示了您在中西文化大综合视野下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入悟思和从容论述。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近日在给您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美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方式向包括现象学、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现当代哲理开放，反倒使得中国古代的美感经验及其哲理领会获得了与它们对话的平等身份，因为其中的思想素质正是中国古学的长处可以舒展着。”我同意张祥龙的这个看法。在这部书中，您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对中国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展开，是以一条红线透彻地贯穿下来的，这就是“美在意象”。“美在意象”，是您一直坚持的一个核心美学思想，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就曾明确论述过；但是，在这部《美学原理》中，这个命题才真正作为一条红线得到了透彻的阐述和贯彻。这个“透彻性”，我想是得益于您的中西文化大综合的理论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