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085-05 一、牟宗三的“合一说” 作为海外新儒家,牟宗三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以康德哲学沟通中国心性哲学,又以中国心性哲学反照康德哲学,企图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来。其所获得的累累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至今尚无可以匹比者。牟氏之特长,首先是专心于“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且以“第二批判”之“道德神学”(道德形上学)为全部沟通工作的核心,穷力开拓出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汇中不曾有过的新领域。牟氏为了深入研究康德哲学,以一人扛鼎之力先后以中文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在高龄之晚年又对“第三批判”作了深入思考,企图以中国民族文化的智慧,消解康德“第三批判”中以“审美判断力”(合目的性原理)沟通“自然——自由”两界所带来的纠葛和矛盾。牟氏断言在“自然——自由”两界之间,以“审美判断力”(反省判断力/合目的性原理)去沟通是办不到的事。故而,牟氏主张,美学学科的形态实可分为两个层面去界说与建构:先是“真—善—美”的分别说(学界当今之现状),后再是“真—善—美”的合一说(尚阙如)。这与国内某些名家所谓“真”是合规律性,“善”是合目的性,“美”是真与善之统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不是一路货。国内某些名家的“分别说”及其逆运算等等,是一种油滑逻辑运转术,与牟氏之说,不可同日而言。“分别说”是西方人的特长;合一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牟氏的慧眼是:他在康德建构美学图景中,发见了康德企图仍以“分别说”的思路强探力索去言说、建构走向“合一说”的新思路与新形态(此即“美是道德的象征”)。于是,在新旧思路之间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从中可以推出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康德对“判断力”赋予了新的功能与力量。本来判断力是在一条普遍原理指导下去判明具体事物(现象)的性质,康德称之为“决定的判断力”。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判断力者,实即“决定的判断力”也,而并不存在什么“反省判断力”(审美判断力)。但康德为了沟通“自然——自由”两界,又逼出了一个新的“反省的判断力”(审美判断力)来。“反省”者,与“决定”者刚好相反,它要为千姿百态、天设地造的宇宙间众多具体事物(现象),去寻求一条普遍的统一原理,且令其获得神学功能与境界。此原理之功能便是“反省判断力”,亦曰“审美判断力”,而寓于其中的一个贯通两界的原理,则是“合目的性”(目的论)原理,这便是审美判断力的“超越原理”。对康德的这种构架性宇宙论式的辽阔而精妙思考,牟宗三亦称誉不绝,但他始终认为这种“自然—反省判断力—自由”三联式的沟通是“有隔”的,尚欠一个“曲折”,充其量是自然神学、物理神学的一种“滑转”而已。故而令人难以接受。此间如何沟通两界的大纠葛,便成为牟宗三思考美学学科形态的新起点。牟宗三认为,两界“沟通”的思维方式,是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而两界直接“贯通”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于两界间,牟宗三推倒“沟通”而用“贯通”,并在西方真善美文化图式底板上,注入中国文化传统的“贯通”功能,企图获得超越于康德美学的新的学科形态来。故牟宗三“截断众流”,另辟蹊径——弃康德之思路,取法于中国民族文化道德形上之大智慧,即以“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超越型的境界)之思路去超越康德,从大体构架上呈现出了新的美学学科形态之雏型——其原理是“无相原则”①、是“人之生息原则”②。故审美原则,又是人之生命之源。 如果说,“真”是成就知识,“善”是道德创造,那么,“美”则是从真、善的紧张关系中“缓解”下来的“休养生息”状态。美的这种“生息”原则(境界),是不同于“分别说”中那种美的。前者是真善合一后的一种超越境界,后者是一种具体的“美术”、“艺术”、“景色”等等技术图像。两者在层位上截然不同。后者是一种具体的现象,前者是其物自身。故又可把后者称为前者的“象征”,即“分别说”的真,是“合一说”的真的象征,“善”如此,“美”亦如此(“分别说”的美是“合一说”的美的象征)。简化地说,现象是物自身的象征。牟宗三以此取代了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牟氏认为美与善在这里杂交错位了,尽管美与善亦有合流的时候)。 牟宗三“合一说”之主要依据及其“贯通”功能之来源是王龙溪的“四无”句:“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这里的“藏密—应圆—体寂—用神”,都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的“心—意—知—物”的同一境界③,故王龙溪又说,“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这里的所谓“一事”,即一种形上心态,一种同一境界之事。佛教《般若经》云:“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实相”者,即具体的一物相;“无相”者,就是“真如”相,即“物自身”相。牟宗三的思路,明显地是由《般若经》的“无相”、“如相”发端、开路,而以王龙溪的“四无”句(中国心性哲学之成熟状态)证成之。这是牟宗三弃康德“审美判断力”(“合目的性—道德目的论—道德神学”三联式)思路,取法于中国儒家心性哲学(亦含道佛哲学)之新路向,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形态。 二、超越康德的前提与条件 在介绍了牟宗三的基本观点后,接下来我们具体引述牟宗三在《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④中之原文,以见其缜密之思考及问题之所在: 我们凭什么去消化康德呢?用中国智慧可以消化康德。要不然你只能跟着他走,只能照他的讲法。所以,假定你站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下,康德的话你不能批评的,你不能反对,通通对的,你一句都不能反对。你只有站在另一个智慧方向里面,看一看,中国人固然有不行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即如何消化康德的地方)他(中国人)很透辟。 牟宗三是抛开一切具体问题,“取法乎上”——从民族不同的“智慧”性质、方向出发来消化康德的。故牟宗三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一个智慧的方向,假若你们能理解,可以写出大文章,可以开发你许多思考”(第十五讲)。牟宗三之卓识与爱心,无疑地是“截断众流”,给出新的“智慧方向”,拓开新的局面。由此足见牟宗三中西知识之深厚基础与运用之娴熟,且极得要领,这为我们了解、消化康德,乃至如何超越康德提供了方法论上之“绝密”。这使人联想到国内的康德研究,其最高水平,大体上“只能跟着他(康德)走”,在“只能照他(康德)的讲法”中又多有“不照着”之处,在模糊而又艰难的“处境”中挣扎、独步,甚至武断(至于牟氏在“智慧方向”的运用中,仍用西方真善美之格局框架、范畴去论述另一新的中国美学学科形态诸问题——“分别说”属西方文化传统,“合一说”改用中国文化传统。此等耦合明显有裂缝,其弊是欠条贯、欠彻底,详见下文)。牟宗三之卓识,是以中国智慧去消化康德、超越康德,否则,就“只有跟着他走”,“你一句都不能反对”。因而,“智慧方向”的调整、转换,不仅是消化、超越康德的法宝,而且也是美学学科形态转换、建构的法宝。舍此,便是抓芝麻丢西瓜了。牟氏之见,足可为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