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1-0014-07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胜利的道路。那种将马克思主义本本化、神圣化甚至神秘化，而与中国的实际不相结合的道路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失败了的。而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成为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而不再是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的进步，更主要的是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并经历了由简单的被借用来评判美学大讨论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到从发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建立实践美学，再由单一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消化、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呈现出生生不已的活力的发展过程。本文限于篇幅，不去专门描述这一过程，而是就最近董学文先生与朱立元先生讨论的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题谈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解，同时也谈淡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也是存在的 董学文先生在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①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创始人朱立元先生的美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朱立元先生的实践观点有问题。二是朱立元先生关于实践与存在的关系的论述有问题。下面就让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董学文先生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不成立的。他说： “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 这段话认为朱立元先生的实践存在论不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文还批判实践存在论美学“颠覆”和“瓦解”、“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理由就在于，认为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未必是物质的实践，因而也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在董文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朱立元先生所讲的实践是有能动性的，这个能动性大了一点就会成为精神实践，而精神实践是唯心主义的，因而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和有能动性的实践本体论本身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那么，实践是否就不需要人的能动性呢？董文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他强调的仍然是实践的物质基础性。但实践的物质基础性是不是就等于实践本身呢？实践是否就是排除了意识活动的物质运动呢？这一点董文并未回答，但从他的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忌讳上，我们还是看得分明。但我们认为，实践的物质基础性并不等于实践本身。这是因为实践本身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物质基础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人的目的性或精神性的。因此，这里的分歧就在于实践是否就不需要人的主观意识，是否就不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董文所言是在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对立中，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否就是否定主观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呢？还是先让我们来看马克思的一段话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提出了批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 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要从主体的实践和主体的意识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对象、现实和感性，把它们纳入人的意识和实践的范畴，而不是孤立的、与人无关的存在。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构成了人的实践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马克思说：“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人的主体的实践性和实践的有意识有目的，即实践的主体性或主观能动性才构成了实践的本质，构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由此可见，恰恰是董文出于对人的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的顾忌才导致了他对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旧唯物主义的。但董文用这种由自己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批评别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就不但没有任何理由，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纳入了旧唯物主义的框架，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