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历程的总结和回顾中,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是从“实践美学”到“新实践美学”即“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新实践美学”论者“站在老一辈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肩上,努力开拓创新,实实在在地把实践美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引向纵深发展”[1]的结果。那么,这种论断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实际?或者说,“实践本体论美学”到底是不是“实践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是不是真的“把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本文拟通过对“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论美学”关系的梳理,通过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理论结构和理论方法的分析,来谈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 所谓“实践美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60年代全国范围美学大讨论中所形成的一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观点。这种美的本质观,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论述为基础,从马克思“劳动创造了美”、“美的规律”等观点出发,来阐发美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美论与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美在主观”说、蔡仪为代表的“美在客观”说、朱光潜为代表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一起,为开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整体格局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在奠定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美学研究领域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理解和阐释上的片面性,也导致了其在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偏误。其他观点不说,单说“实践美论”,它虽然从马克思“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这一根本观点出发,试图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论证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但是,它在思想方法上却把一般当做了特殊,混淆了审美对象与认识对象、实践对象的区别,混淆了审美主体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的区别。并片面强调了实践中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点,片面强调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在美的创造中的作用。应该说,当时美学研究的不同学派虽然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由此生发的理论观点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初衷却都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美学的问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个基本方向。这在客观上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进程的。而在这一基本方向下所出现的某些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上的偏误,则是理论研究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否则就会走向其反面。日后“实践美学”所发生的变迁和“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更迭,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事业,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新时期美学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是否和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观念、是否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关联。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美学,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日趋丰富,理论上呈现出兼容并蓄、众声喧哗的开放性格局。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所形成的几派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观点,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有的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则分化和演变成新的理论,其中“实践美学”的变迁较有代表性。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美学和文艺学为先导的关于观念和方法改革的讨论,就涉及是否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这个原则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又将他的哲学和美学命名为“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和美学”,这有其特殊的含义和影响。“人类学本体论美学”虽然还留有些“实践美学”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探求美的影子,但在基本概念和范畴、思维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却突破和推翻了“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它将对实践的理解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并赋予实践以本体的地位,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阐释演变为“西体中用”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在学术立场、理论资源和体系精神上与“实践美学”迥异的美学理论体系,可以说,“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提出,宣告了“实践美学”的终结和“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 至于有学者将蒋孔阳先生和周来祥先生的美学理论划归为“实践美学”在新时期发展的一部分,将其作为“实践美学”发展的现实成果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蒋先生和周先生的美学理论,虽然在坚持“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这一根本观点上与以往的“实践美学”相似,但在对思想方向的选择和美的本质特性的具体规定上却与之不同。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们并不认同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主张,而是在各自的理论轨道上致力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不论是蒋先生的“创造论美学”还是周先生的“和谐论美学”,都是具有独立学派标志的美学理论体系,把它们简单地划归为“实践美学”这一流派,显然不符合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实际。 二 为什么说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和美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和美学宣告了“实践美学”的终结,并标志着“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它改变了以往的实践美学试图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和理论意义的学术立场,而明显地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的理论倾向,二是确立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观念、理论结构和理论方法,并明确了从马克思回到康德,以康德“人的哲学”为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再由此出发,向西方现代主义“人”学前进的基本路向。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到“新实践美学”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深化,它们一脉相承地朝着这个基本方向,走着这条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