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马的社会地位很重要。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军备物资，标志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军事实力的强弱，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标志着一个家族或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财富水平，而这些仅仅是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同时，马还在古代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马的审美文化功能经过古人不断的开发，到唐代已基本完备。本文旨在考察马在古代文化中的审美角色及其演变，以期对这一人类重要朋友的审美特质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一 人类善于把世间万物分成等级，马也与其他物类一样有良马与驽马之别。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马就被划分了等级。如屈原《卜居》云：“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楚辞章句》卷六）宋玉《九辩》曰“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楚辞章句》卷八）。《荀子·修身》中有“夫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①等等，“骐骥”和“驽马”等级分明。 马在先秦典籍中的文化蕴涵，主要由其奔跑速度衍生而来。当时人们把奔跑速度超快的称为良马，以骐骥为代表，速度慢的就统称为驽马了。由此，人们从骐骥的飞驶疾驰就联想到了时光的流逝之快，进而用骏马过隙来比喻人生短暂。《庄子·盗跖》曰：“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此外，《知北游》中又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的“骐骥过隙”或者“白驹过隙”之说，其思维的理路都是将良马的奔跑速度哲学化的过程。 先秦时期马的另一重要文化意义就是用其比喻人才。马的这一文化蕴涵被人们普遍所接受。这种现象一方面缘于先秦时期人们擅长用寓言来阐明道理或学说，一方面也缘于诸侯国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如《墨子·亲士》明确地将“良弓”、“良马”和“良才”相提并论，曰：“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②荀子也多次用马作比喻来阐说道理，《荀子·君道》曰：“故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八）。用伯乐与马之间的关系类比君子与人才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君子的取人之道和用人之法。《性恶》篇又说：“骅骝、骐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用以比拟“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七）的道理。 在诸侯国纷争的时代形势下，诸子们在探索用人及治国方略方面都有自己一套明确的理论主张，与以马比拟人才这一文化蕴涵相联系，驭马就同“治人”或者“治国”之理产生了密切关联，马的这一文化意蕴在诸子的著作中也频繁出现。如《管子·形势解》中有言：“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③造父的驭马之术和明君的治民道理何其相似。此种言论在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也出现过，其《审分览》论“审分”时将王良驭马和国君御使群臣相并类，指出人君驾驭群臣的主要方法就是“正名审分”④。战国时辛钘的《文子》引老子的话进行论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齐辑之乎辔衔，正度之乎胸膺，内得于中心，外合乎马志，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身不可离车舆之安，手不可失驷马之心，故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⑤《文子》一书，要本归老子之学，并杂糅名法儒墨诸家之说。上述所引老子的话，已不见于今本《老子》，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驭马的文化理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以马比喻人才成为主流文化意识，但在诸子的论说中，对于骐骥的态度并不像诗人在诗歌中那样看重。我们不妨把这一现象分为诗人眼中的骐骥和学者眼中的骐骥。诗人眼中的骐骥是完美的象征，在屈原和宋玉的诗作中，常常通过将骐骥和驽马并举，表现出强烈的褒贬之情。屈原在《离骚》中高唱：“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在《怀沙》中感叹：“伯乐慨没，骥焉程兮！”在《卜居》中质问：“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宋玉在《九辩》中也对骐骥表现了明显的钟爱：“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作为诗人，在诗中抒发郁闷不平之情，并以骐骥自比，自然会对骐骥充满偏爱颂扬之情。而学者眼中的骐骥是可以进行一分为二分析的。诸子们的论说出发点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指导人君治国治民，因此，他们会理性而辩证地看待骐骥与驽马的作用。虽然骐骥优于驽马，但它毕竟是少数，并且治国需要的人才应是不拘一格的，基于这样的用人观念和实践中广泛的人才需要，人们并不只是看好骐骥一类的人才。如《庄子·秋水》说：“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骐骥骅骝虽可一日千里，但若让它们去捕鼠，则结果一定不如狸狌，因为骐骥和狸狌各自有不同的技术特长，这种人才观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在《战国策》中，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言论。如《战国策》卷十《齐策三》“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章中，孟尝君对其所养舍人有所不满，想驱逐之，鲁仲连的劝说之辞中即含此理⑥；卷十二《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中，苏秦也用此理说服齐闵王⑦；卷三十一《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章中，田光也持相同的观点⑧。此外在《荀子·劝学》中，也有“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著名论断。要之，先秦时期对于马的文化意蕴的开发，主要是围绕着人才的使用而展开，并由此生发出治人和治国之道以及不拘一格招纳各类人才的理念，这些内涵都为后代关于马的审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