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自然品格，是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与其他学者相比最为执著的美学理念。之所以用“自然”来定位叶维廉的中国美学理念，在于叶氏并没有认同道家极具玄虚意味的“道”，而向往其物我无碍自由兴现的自然境地。这两者的分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言：“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对于后者，即庄子的自然论，叶维廉曾关注“道家在主客离合上不落名义的独特视野”①，并认为道家“大体上是要以宇宙现象未受理念歪曲的直现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示宇宙现象。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求自然得天趣是也”②。由此，叶维廉对中国美学品格的定位也正在于“自然”。 一、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 叶维廉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认同有三个来源，一是道家的自然论，二是玄学家郭象的崇有论，三是禅宗的异常论。其中，道家的自然论是叶维廉倾力最多的地方。述其概要，共有两端： 一是道家美学观物态度的自然论。叶维廉认为，由于对人和语言的限制性的认识，即人知力无法概括所有的事件同时发生共存的整体，因而对人、知力和语言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感，“这一个对人、宇宙万物和语言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道家影响下中国美学诗学的据点。”道家美学是反概念、反名制、反意识、反语言的，这决定了道家美学所具有的反知识论的基本品质。③叶维廉还用现代词汇“直觉”阐释道家的这一观物态度，认为“以物观物”这个反概念、反名制、反意识、反语言的境界，是一个信赖“最初直觉”的境界，“我们张目一看，我们看到万物，或是万物呈现在我们眼前，透明、具体、真实、自然自足”。④而西方哲学正因为“不能信赖他们接触万物时对万物之为万物的最初直觉，不信赖他们作为一个在未求解状态前的自然反应”，执著于“对所谓真理的追逐”，所以偏离了事物的本真。 二是道家美学由此所呈现的现象世界。叶维廉认为，中国诗人“倾向于将多层透视下多层联系的物象和它们并发性的兴发以戏剧的方式呈演出来，不将之套入先定的思维系统和结构里”⑤。由此，中国诗歌所呈现的山水是透明、自足、灵动的，这来源于道家美学的观物态度，“道家的美学大体上是要以自然现象未受理念歪曲地涌发呈现的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现自然，这一直是中国文学和艺术最高的美学理想，求自然得天趣是也”⑥。中国诗人移入万物而无碍地遨游，对宇宙现象里活泼泼地涌现的山水作凝注，正出于“以物观物”的态度。形诸于诗，正如他在解读王维、柳宗元的诗歌时所言“每一物象展露出其原有的时空的关系，明彻如画”，“清、幽、明、快、静、动、远、近而直逗物象最鲜明的兴现”。⑦中国山水诗明彻如画的意味正来自诗人虚怀纳物的心境。 郭象的崇有论是对庄子自然论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叶维廉认为，“郭象对道家思想中兴的最大贡献，是肯定和澄清了庄子‘道无所不在’，道是‘自本自根’的观念”⑧，“这个肯定使中国的运思和表达心态，完全不为形而上的问题而困惑，所以能物物无碍、事事无碍自由兴现”⑨，郭象对中国美学形而下品格的影响，正如叶维廉说所说，晋宋间山水意识的兴起“最核心的原动力是道家哲学的中兴。在当时，王弼注的老子，郭象注的南华真经，都是清谈的中心题旨，尤其是郭注的庄子，影响最大，其观点直透兰亭诗人，达于谢灵运，及与兰亭诗人过从甚密的僧人支遁。郭象注的南华真经不仅使庄子的现象哲理成为中世纪的思维的经纬，而且经过其通透的诠释，给创作提供了新的起点”⑩。在叶维廉看来，“由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经晋宋的‘山水是道’（孙焯），到宋朝的‘目击道存’（宋人袭用庄子而成的批评术语）乃至理学家邵雍由老子引发出来的‘以物观物’，无一不是中国传统生活、思想、艺术风范的反映”(11)。 禅宗与道家美学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观物方式有着一致之处。叶维廉认为：“禅宗公案中所使用的‘异常’策略——包括特异的逻辑，用攻人未防的字句、故事与特技，以戏谑来突破知限，以越常理而使我们跳离字义，以惑作解——都与庄子有一定的血缘。”(12)“道家，禅宗，除了提供一些消解距离、消解语言中的连接媒介、虚位、换位等手法去逗现无以无状的道之外，都用了语言，而都用了戏剧性的寓言与公案和它特异的逻辑来突破知限，突入一种奇特的知之中。”(13)在叶维廉看来，禅宗常常用高度的诗句答结语，像“春来草自青”这样的回答正是自然之律和自然之道，但见活泼泼的生机。 叶维廉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描述是对中国美学精神价值的肯定。在世界文化的对比中思考中国美学的特殊性，以这种特殊性抵御现代性进程中文化生态趋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叶维廉始终相信中国文化是解除这一危机的一条有效途径。叶维廉认为道家美学代表着中国的美学风范，并以此与西方形成显著差异。(14) 他对中国美学自然品格的眷恋，来自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和批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为透视中国美学的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角，而分析中国美学的观感方式和表达系统，这种寻根探本式的解读，为他重新发现中国美学精神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这说明文化交流不是用一个既定的形态去征服另一个文化形态，这种互比、互照和互识一方面突出了中国美学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它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为重建新的美感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