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1－0070－08 一 两种后现代观 多数当代哲学家将“后现代”看做一个期间化的、与现代性前后相继的实体；它是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某种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和否定。只有在现代性带来诸多问题之时，后现代才初露端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是这一后现代观的代表人物。前者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准为参照，提供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之间的对立；后者以生产发生的演变为原因，找出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对应模式。两者都认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抛弃现代主义运动中的精英主义，实现“天才的民主化”，即取消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把精神贵族的财产变成大众的财产。“后现代主义”美学流行的是精英和大众的共同狂欢，崇高和卑琐的合谋，是一种“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现实主义”哲学。由于取消了深度，艺术不再是美的观照，而在于制造轰动和震惊的效果。它总是不失时机地和资本或权力结成同盟，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距离，沦为现行制度的一部分。丹尼尔·贝尔断言，这样的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一种把思维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如同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赌气的胡闹，人们即便能记住其中一小部分，也不过是用它来作文化史的注脚而已。”① 也有一部分思想家非常警惕这样一种将后现代阶段化的模式，反对将其特征归纳为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利奥塔便是另一种后现代观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后现代的诠释不仅和上述观点大相径庭，也和我们获得的日常理解截然不同。首先，他反对将“后现代”看做一个现代之后的阶段，更反对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因为“这种直线性年代排列的观念本身，是完全‘现代’的”②。历史的分期其实属于现代性所特有的强迫症。③ 之所以要进行分期，目的在于对过去的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将来的远景做出科学的规划。而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必须借助于一个主体的神话。历史的一切进程都应该在先验主体的构想之中，而关于解放和进步的宏大叙事都是依靠这样的分期来完成的。其次，他并不认为后现代的一切能事便是颠覆一切而从不创造新的东西。恰恰相反，后现代的最可贵的精神就在于它不断推陈出新的实验精神。后现代性不仅不在现代性之后，而且就处在现代性的开端。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大众的精神领袖和超越一切语境的先知，也不是和大众合谋、拥抱媚俗的实用主义者，它是寓于现实语境之中却始终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精英主义”。今天的精英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疏离大众，他们试图唤起的不是欲望和快感，而是崇高的情感。 二 时间悖论：后现代就是前卫性 “现代性不管在何时出现，如果没有对信仰的粉碎，没有对‘现实的匮乏’的发现和对其他现实的发明，就不存在现代性”④。在任何既定的现实当中，总是会蕴含着某种衰败的东西。尽管这种衰败有一种在日常生活里弥漫开来的态势，但是普通大众是茫然不觉的。只有最敏感的神经才能捕捉到这一衰败的迹象。因此，先锋意识首先表现为比常人更为敏锐的嗅觉。伴随着衰败而来的，是一种匮乏感，而匮乏感又会激起对新事物的渴求，因为只有新生事物才能阻止这种慢慢浸润开来的颓废趋势。往往又是先锋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为将来创造规则的使命。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这样一种寓于现在却对现在构成威胁、指向未来而为未来书写规则的批判和创新精神。 “后现代”是一个时间悖论（anachronism），它必须根据“先在的未来”这一悖论（le paradoxce du future antérieur）来理解。⑤ 一方面，艺术家们在创作之时，他们并不根据已有的游戏规则来构思，也不会将普遍的、权威的范畴运用于自己的作品，“艺术家们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进行创作，以便规定将来的创作规则”⑥。因此这些在将来被认可的创作规则对作者而言总是姗姗来迟的。另一方面，构成创作规则的那些因素相对于它们日后的被认可而言，又总是开始得早。也就是说，“后”字其实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在……之后”，相对于现存的秩序而言，它恰恰是“领先”，是“超前”，它是对一切现有事物的怀疑和超越精神，它先于一切现有事物之前。所以，后现代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恰恰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⑦。 那么，后现代作为一种批判和创新的精神，是不是康德意义上的某种主体的先天能力呢？正如康德所言，任何艺术创新都不是一个科学认知的过程，它的规则往往不是从既定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它必须由创造者在创造过程中为自己提供规则。康德把这种不依据确定的规则来创造新事物的才能称之为天才。天才具有示范作用，他们的作品本身不是通过模仿而产生的，但注定在将来被别人模仿，即用做评判的准绳或规则。⑧ 因此，天才的艺术创造尽管在现在来看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足够有力量的话，它们最终会生产出自己的读者和观众，为将来的艺术颁布规则。在这一点上，利奥塔和康德应该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利奥塔强调的不是一种处于静态系统中的先天能力，而是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实践过程。创新永远带有事件发生时的独特性，它总是把触角伸到语言游戏的边界，去寻找新的可开拓的领域。当它获得合法性之时，又会有新的事件来质疑它的权威。利奥塔看重的并不是普遍化后的共识，也不是某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事件，而是一个个事件所蕴藏的实验精神及其不断地挑战系统权威和稳定性的过程。不独利奥塔，整个后现代思潮都试图悬隔静态的共时分析，打开闭合的结构，转向动态的过程分析。“后现代主义为了给自己的创造活动提供最大的自由，总是避免使自身陷于现实中，尽可能不使自身在现实中停顿，也从不以‘现实’作为其活动目标；它要尽可能使自己朝向现实的变动过程，处于各种可能性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想使自己成为‘什么’，而是永远处于‘成为’的过程和状态中。”⑨ 为什么要追求过程和不确定的东西呢？因为一旦成为确定的东西，创造力便枯竭了。自由本身不是现实性，如果已经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了，它就必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受时空限制的，那么还有成为别的什么东西的自由呢？人类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它已经实现了的东西，而在于它还远未成为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后现代就是现代性自我超越的动力，只不过“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