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我们一般可以以10年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时期、90年代的沉寂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复兴时期。关于第三个时期，高建平先生曾经列举过一系列迹象谈到美学的复兴，比如，在这一时期，中西美学界开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对话，文学艺术界对美学理论的要求重新被激活[1]。与此一致，美学理论研究也开始活跃，并有新的创获，如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生活美学与社会美学及至新人间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艺术的生活化等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次所谓的“美学复兴”，与此前的“美学热”有着根本不同：首先是理论杂乱，缺乏共同问题。像生态美学、后实践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者们，大多自说自话、互不交集。其次是研究领域各执一隅，缺乏普遍解释能力。像生态美学解释了自然而遗忘了社会和艺术，后实践美学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则相反。第三，对西方美学的译介呈现新的繁荣，但理论原创性严重不足。所谓的美学讨论或争鸣，大多沦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当然，最近10年中国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美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广的西方背景。就其根源而言，西方哲学自20世纪早期对形而上学和所谓宏大叙事的搁置，以及美学领域的取消主义，不但使以美的本质问题为主导的美学元理论探索被放弃，而且连美学学科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广受质疑。在美学研究中，否定美的普遍性、进而以艺术批评代替理论建构，成为研究者保持审慎的学术立场并对传统具有反叛性的证明。所以在西方，中国近10年美学研究中出现的理论杂乱、自说自话的现象同样存在，比如西方的环境美学、身体美学、审美文化研究，除了仍共用“美学”一词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点。同时，由于研究者对美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学术视野必然要向局部性的现实问题下降，并更加重视美的实用价值。像阿诺德·伯林特称他的环境美学为应用美学，理查德·舒斯特曼将他的身体美学与身体训练搞在一起，都不是偶然的，应是美学领域反形而上学的必然结果。这种对美学的形而下定位，显然与传统美学借审美无利害性确立的超越立场和普遍价值相矛盾。但是，环境美学和身体美学研究者之所以不回避美学的实用或应用问题，也自有其理由。西方美学自20世纪前期经过分析美学的严格审查，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已被视为浪费智力的无效劳动。相反，研究具体问题并对现实有直接的助益，则成了对传统美学因“不及物”而陷入空泛的修正，并因此使美学的存在价值得到彰显。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美学之间找不到理论的可通约性，似乎也不是什么缺陷，因为所谓的后现代将任何理论共识都视为美学的本质主义。相反，去本质、无中心、放弃探索美学的普遍规律，则意味着学术取向的明智，意味着反思想专制，当然也意味着美学的多元取向和学术自由的无限可能。 就西方现代美学所背负的形而上学传统看，美学的取消主义确实一度是革命性的，对恢复美学知识的现实有效性也有重要价值。但是，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学术的常态，并因此对任何超越性的理论思考均抱持否定态度时，所谓的反传统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强制，并使任何有价值的理论探索，都在一种有类于蒙昧主义的契约中被自动中止。可以认为，20世纪西方美学研究的衰弱和中国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美学的沉寂和停滞，这种由“反本质主义”形成的自甘蒙昧的选择是难辞其咎的。在此，所谓的拒绝本质，放弃理论，其实成了研究者思维懒惰的借口，“反映了论者理论水平的陷落和无能”[2]。 多年前我曾经讲过，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去本质、无中心，其本意并不是反理论，而是在解构传统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更具真理性的理论。或者说，后现代的废墟性，其实形成了一种对重建美的共识或知识普遍价值的召唤机制。在当代社会，这种对普遍知识的需要因经济、文化的日益全球化而变得更加紧迫，但美学及相关人文学科，却仍然停滞在毫无交集的散沙状态，这是让人殊感遗憾的。19世纪初叶，黑格尔曾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个时代里，精神的普遍性已大大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紧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持着并要占有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3](P50)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后来被人们反复抨击的黑格尔哲学的宏大叙事或普遍性，其实是对当时由资本主义海外扩张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理论回应。这种回应之所以后来遭到抨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式的全球化理论是一种逻辑思辩与浪漫玄想的混合物，尚缺乏足够的现实支撑。但是在当代社会，依靠现代科技的强力推动，黑格尔带有更多想象成分的全球化，明显已成为人人必须面对并参与的现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哲学满足于从现象碎片中寻找心理陶醉的犬儒主义，因拒绝理论而导致的学术视野的狭隘，却使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对称。在此，如果碎片式的后现代不是对一种更趋普遍的美学话语的昭示，那么从人类历史看，可能就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像今天一样无能而平庸。 那么，对于美学而言，全球化究竟昭示了什么？可以认为，它昭示的是一种真正的多元一体的美学的出现。也就是说，美学虽然因地域、文化、族际差异表现出多元性，但这种多元必然归于一体，或者说多元必然是从一体出发的多元。从目前中西美学发展的状况而言，多元性显然不是问题，它缺少的是一个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美学整体观。对于这种超越文化差异或对立的整体的美学，传统美学的解决途径往往是首先设定美的根源或本质，然后围绕这一被认定的普遍本质演绎出对具体问题的审美判断。但自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以来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关于美的本质的探索是永远也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无效劳动，或者说，传统关于美的本质的抽象判断本身就是反美的。面对这种状况，19世纪后期崛起的心理学美学采用了相反的方法，即通过广泛的心理实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人相对普遍的审美趣味，以此作为美的共识或标准。美国学者乔治·迪基甚至认为，关于何为共同美，应该诉诸全世界人民的投票表决。这种借民主信念求取审美共识的方法，在当代传媒对于“超女”的选拔中已得到有效的运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建立在现象归纳和数据综合基础上的美的共识，仍有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不是一个审美的恒量，而是随年龄等原因不断变化的变量。同时，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审美共识，虽然尊重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少数人的意见却被忽略。由此看来，无论是逻辑的方法还是经验的方法，都不是获得美的共识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