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F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0）04－0021－07 一、国情论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国情，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自然环境、人口、科技文化水平、生产力状况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因素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所谓经济规律，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经济规律是潜藏在国情内部的东西，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除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有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特殊经济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工农业方面，没有机械地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之，我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了一段弯路，究其原因，重要的一条在于主观脱离客观，也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所以，邓小平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出了许多偏差，“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1](P346)。 （一）认清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根据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并深刻地认识到，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基本根据。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十分注意我国的国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经常强调我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这个精辟论断，抓住了我国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生产力水平低，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1950年6月6日，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时指出：“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毛泽东同志插话：也害了共产党，害了人民政府。）”[2](P94)又说：“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2](P96)“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2](P98)这里，陈云实际上指明了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国，分析了农村经济分散、零碎、一家一户的特点，从这一分析出发，提出了必须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并发展城乡经济贸易的正确主张。在《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一文中，陈云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2](P130)陈云再三强调，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万万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由于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因此私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在旧中国我们是被剥削的农业国，新中国建立之后，必须改变进口粮食和棉花的状况。因此，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1955年7月21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又一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小农经济的特点。他说：“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2](P275)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这一期间，陈云更加注意研究我国国情，深刻地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并作出了进口粮食的决策。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说：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3](P281)这是中国国情的基本事实。陈云这里说的“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这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很值得重视的一句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国家对振兴农业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征购任务；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商品丰富，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在我们取得的成绩面前，有的同志对农村状况的认识又不清醒了，他们对农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估计过分了，采取了一些削弱粮食生产、减少农业投入等不当的措施，致使全国农业生产从1984年以后又出现连续几年徘徊的局面。 从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来看，说明认识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农业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滞后的部门。既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要不间断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国家和社会要从多方面支援农业。农业有了发展的后劲，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牢固的基础。从1978年至2008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农村工作文件不下40个，其中包括10个中央“一号文件”，足见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 讲国情，先要确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基本的国情。有人以我国生产力落后为借口，否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主张回过头去搞新民主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批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出：“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们国家大，耕地少，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4年10月，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一文中，从大国与小国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4](P94)继而，他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又把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称作“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表明，我国国情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中国现在的生产力还很落后。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联结，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是关于中国国情分析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