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4－0001－07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出并论述了“命运”范畴；而非显性地说来，他还广泛涉及“命运”范畴的内涵和真谛，命运掌握的原理和方法。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命运掌握论”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新开拓和新创造。 一、对“命运”范畴内涵的揭示 中国和西方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中，有不少人直接地研究了“命运”范畴，给出了这样那样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和他在欧洲的后继者们却未面对“命运”、论述“命运”，只有生活在国情极为复杂的现代中国、研究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索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轨迹的毛泽东才能提出“命运”范畴，一步一步地揭示着“命运”范畴链条上的各个逻辑环节，接近于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定义。回读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命运”范畴中所包含的以下逻辑环节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命运”范畴内容链的前提性环节是“实践的客观条件系统”，毛泽东称之为“国情” 中国的命运如何，首先取决于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而前途问题、转变问题，正是命运问题。解决命运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在于以“社会的性质”为内容的“国情”。按照这个观点，今天我们可以说，未来的中国是现实的中国的一种发展，我们对现实中国的国情有全面的认识，我们才能掌握未来中国的命运。 （二）“命运”范畴的第二个逻辑环节是现实中包含的多种可能性，毛泽东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概念：“客观可能性空间” 命运之所以存在，较为直观地看，那是因为现实事物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深入一步分析，便知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现实中的多种可能性的并存。毛泽东在诠释“国情”的同一篇文章中，对造成中国革命前途不确定性的多元可能性做了分析。他强调：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社会中进行革命，它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从而造成两条可能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由于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命运”就是多种发展可能性之间的博弈。博弈的出发点是现实中的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其转化为现实性的几率。毛泽东恰重视这个几率问题。他在上面说的“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几率趋“1”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应是极小的可能性，即其实现几率趋于“0”的可能性。在这两极端之间，分布着从0到1的开区间的不同几率的各种可能性。人民作为主体，其博弈的实践就在于避免最坏的可能性变成结果、争取最好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他在一篇文章中非常明确地这样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1]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实质上已形成“客观可能性空间”的思想。这一思想指出：并存的诸可能性，在质上存在性质、方向、价值的差异，在量上存在实现几率的差异，差异之统一，构成一个“空间”。“客观可能性空间”这一新概念在逻辑次序上虽后出，但内涵上却深化了“实践的客观条件系统”的概念，对于理解“命运”范畴的不确定性和方向性至为关键。 （三）“命运”范畴内容链的下一个逻辑环节是人面对多种可能性必须作的主体选择，毛泽东把它称为命运的“掌握” 毛泽东的哲学是主体性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它坚持实践条件的客观性和实践者的主体性的统一。他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了解主（体）客（体）统一之辩证法性质；在这种统一中，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他还指出：主体能动性与条件客观性的统一，中心环节是要由主体去把握客观可能性空间的结构，特别是把握所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条件。李达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马克思主义选择论的哲学家。他在提出此论时，是把“选择”和“实在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认为，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是促速或延缓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毛泽东将这个观点加以推进，强调地指出，关键是要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的一环抓住。毛泽东把这一见解同命运联系起来，称之为对命运的“掌握”。 （四）“命运”范畴内容链的枢纽环节是实践对主体选择的检验与校正，毛泽东坚持具有唯一性的“实践标准”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2]这个“掌握命运”的命题，既包括实践主体能动地作出实践道路的选择，能动地将此选择付诸实施，更包括实践主体能动地检验并校正自己所做的选择。毛泽东是在掌握命运的意义上强调“实践标准”的。也因为如此，他比马克思进一步，把实践检验的重点从对“真理”的检验转到对“实践观念”（政策和策略）的决定与修正上。历来的人们，都讲对真理的检验，可毛泽东却说：“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3]，而“经验”亦即“实践过程”。 把毛泽东对“命运”范畴内容链的陈述加以综合，就可以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命运”的定义。是否可以说，命运是人从实践条件系统所含的可能性空间中作出选择、交付实践、接受检验的过程和结局。我在自己写的《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一书中将命运更简要地界定为“人所面对的一组可能性”。从毛泽东论述中引出的“命运”范畴，其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中。它体现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根本原则。客体提供了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主体从中作出选择，通过检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 二、对民族、国家的命运的论述 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要面对和解决的命运问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系统论述命运的第一篇文章正是《两个中国之命运》。所谓两个，一个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所提出和论述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而在党的七大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所论述的。一个中国的命运，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