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4－0043－08 反思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无法回避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① 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延安时期就有所表现，文艺座谈会之后似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在建国之后，冲突又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细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与文艺知识分子有关。在电影《武训传》批判过去40多年后，夏衍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历次运动为何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② 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的民族悲剧亦可谓时代悲剧。 由于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冲突常常和具体的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思想批判到最后常常变成政治批判，许多学者便往往从政治角度分析二者冲突的原因。这种分析容易解释具体政治运动中文艺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如果将视界扩大，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到60年代，毛泽东几乎全盘否定了文艺知识分子的成绩，而实际上被否定的大多数文艺知识分子并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要解释二者的冲突，恐怕还需要深入到价值层面，分析二者在价值立场、价值目标上的分歧，为这一悲剧的形成原因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大众意识的强调与文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 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化和教育水平落后，知识分子占国民人口的比例一直非常低。在50年代中期的6万万人口中，知识分子只占500万，不到百分之一，文艺知识分子的数量则更少。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政党，恰恰最缺乏知识分子。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实行优待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们在经济待遇、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利上都得到特殊的保障。③ 所以，相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更处于弱势的一般民众来说，1942—1976年间的文艺知识分子无疑是属于“精英”群体。 对包括文艺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毛泽东既迫切希望他们为国家文化事业作出贡献，又希望他们加紧自身改造。其原因在于：第一，知识分子人数越少，就显得越珍贵。从延安时期打破党内某些革命干部排斥知识分子的狭隘思想，直到文革后期提出“老九不能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虽时有改变，但对其重视和珍惜始终如一。第二，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出身上一般都不属于工人、农民，且在思想观念上与工农大众有较大的差距。毛泽东希望他们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以实现和工农大众在价值观念上的趋同。但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毛泽东希望，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大力表现工农兵群众，在教育他们的同时给予其必要的娱乐。谱写奋斗在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劳动英雄和战斗英雄，讴歌他们的光辉业绩和英勇气概，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对于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④，要诚恳地指出并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应从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他们欣赏水平和欣赏趣味的文艺作品。在他们欣赏水平还较低的时候，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⑤。这些都是毛泽东从延安时期以来一直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落实这些要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无疑应该继续深入地将这些要求贯彻下去。 对于文艺知识分子来说，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积极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人、农民相结合，然而他们在思想意识深处存在着的精英倾向，却与民众需求及毛泽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路线之间形成或显或隐的冲突。 （一）艺术趣味的偏离 工农兵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他们需要的是内容单纯明净、形式活泼简单的普及型文艺，这与知识分子钟爱的内容复杂深沉、形式高雅别致的提高型文艺大相径庭。延安时期，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加入文艺普及运动，在艺术趣味上抑制自我，认同、呵护乃至自觉模仿工农兵群众，这种暂时性的牺牲换来了解放区大众文艺的迅速发展。建国后，面对更为庞大的工农群体，当时的任务“仍然是普及第一”，这就要求“把指导普及作为一切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共同的责任。”⑥ 如在文艺刊物方面，50年代初，全国文联要求全国和地方的文艺刊物应有明确的分工，“省、市一级最好办成通俗文艺刊物，以主要篇幅发表供给群众的文艺作品材料，向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⑦ 但是，这一要求却因通俗文艺作者在数量和能力上的不足，以及文艺知识分子的持续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⑧ 知识分子的反抗，主要是受其艺术趣味的影响。如果说延安时期走向民间的积极姿态是在战争环境下作出的一种权宜选择，那么在解放后的和平状态下，许多文艺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向他们心目中的高雅趣味回归。他们虽不时引用毛泽东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论述，但更着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他们看来，群众在一天天进步，文学艺术也应该逐步地提高起来，“我们不能以量胜质，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⑨ 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以群众为阅读对象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粗制滥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将其拒斥在艺术领地之外。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坚守着高雅艺术的疆界，“为过分强调工农作家、忽视专业知识和艺术水准等倾向忧虑”。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