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0)02-0018-08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批共产党人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其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可谓居功至伟。 一 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主要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上则侧重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出身于湖南农民家庭，受到湖湘一带“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熏陶。受这种影响，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大知识分子有所区别。 一是李、陈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有较为系统的认知（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李大钊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有《社会主义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可以说是基于这个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自洽性，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尚没有整体性的理解，他在1920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没有系统介绍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P22)，这固然有其不足，但却直指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必须的。1921年初，他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P1～2)。 二是李、陈都曾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最早试图对中国上层政治进行改造从而挽救中国之危亡，政治革命无成，才转而追求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几乎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理念，因为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断更迭和腐败统治已经打碎了国家主义者的幻想。因此，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始终要求他关注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和社会改造。 这两点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一直在注意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各种力量。1923年4月10日，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之所以是军阀统治，是因为“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的经济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二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2](P11～12)1925年冬，他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指出，同盟会至国民党历史上数次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不同的阶级性，分裂势力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国民党右派的分离，“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有助于革命派的“更大的团结”。[2](P30)另一篇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兹不赘述。 也正因为注意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及各种力量，毛泽东成为党内为数甚少的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0月20日，他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指出，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是，“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2](P16)。一个月以后，他又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项中明确填上：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1月，他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撰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同年5月至9月，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他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2](P37)党内同志要“立刻下了决心，立刻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和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和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并指出，只有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2](P39)1927年3月，他又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深入了解、调查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反抗土豪劣绅情况，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阐明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