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3-0001-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41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中国的山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内容。所谓中国农民文化传统，就是指反映农民大同思想、反抗精神、封建宗法家族和迷信心理的文化。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在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上都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他们结合是一个思想的自觉创造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演变过程。它们结合除了中国革命的巨大理论需要外，更关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之间，中国共产党在内容上找出了许多相同的因素，并对农民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其进行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毛泽东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作了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飘浮在学理层次、思辨层次上，而是深植于广大农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并由此来了解、掌握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因为这些内容没有鲜明的理论形态，为人们所忽视，未能得到充分地了解和探讨。因此，本文从毛泽东继承、批判农民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一、毛泽东对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映农民均平理想的大同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农民文化传统中绝对平均的思想，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的思想，在社会理想上为马克思主义与农民的社会理想，找到了共鸣之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长期以来，“均平”一直是农民孜孜追求的目的，经过农民革命战争的培育和思想家们的提炼，终于形成了这种历史悠久的农民思想和意识。中国农民的均平理想，发端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中传播的“太平道”。东汉末年的“太平”教义、唐宋时期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李自成“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洪秀全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康有为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分工的设计和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等等，都无不表现了强烈的均平思想。这种均平思想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成为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心理定势和理想追求，勾画他们所憧憬的社会蓝图。其中以均平理想为重要内容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大同”思想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点。由于这些有共同点的社会理想作为媒介和桥梁，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心理上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均平理想”冲突与碰撞，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 对此，毛泽东成功地对农民文化传统中反映农民均平理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了农民文化传统中绝对平均的落后思想，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的科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的结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传统的农民大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追求公平和绝对平均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对这种均平思想是十分重视的，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归者，他在吸收农民“均平”观念合理因素的同时，很早就对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批判。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农民传统文化中这种绝对平均思想的负面作用，对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从理论上进行了反省。1929年他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毛泽东强调纠正红军中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2]90-911948年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赞同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同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区别开来，“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7]1314同时，毛泽东能超越和更新“均平”的观念，他对“平分土地”注入了新的内容，如不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不侵犯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对地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等。 其次，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重视和吸纳农民的均平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要求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并把农民均平思想看做是农民合理的追求。在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往往都是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愿望和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把广大农民引上革命道路，并通过实行平均军事共产主义保持革命队伍在艰苦环境中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多次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6]90-91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中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8]235-236毛泽东所说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就是存在在中国农民中的“均平”思想，正因为党了解农民的这种“均平”心理，并制定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中国革命因而得到了最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