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经过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篇重要文章。对于它的写作背景，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一个说明。他说：“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1] 毛泽东所说的“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其代表是1929年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指导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刘安恭到红四军后，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夺取了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并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倾认识和“左”倾政策出发，对红军实行错误的领导，使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局面直到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才得到纠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批评刘安恭敬等人的，就是批评他们所代表的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上级决议和指示出发来指导革命工作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主要是指总结了当时与刘安恭等人的恶劣作风做斗争的经验，是在此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以他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时，曾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2]252 毛泽东为了批判刘安恭等人所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当时连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在江西寻坞县写的一篇短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他觉得这篇文章太短，没有把道理说透，不足以说服党内的同志，就又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调查研究》。两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过后面一篇对反对本本主义有更多的发挥。这两篇文章当时有油印本，但后来在战乱中都散失了。它们是毛泽东喜欢的两篇文章，他对它们始终萦绕于怀。建国后他曾派人到处寻找它们，但一直都没找到。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在收集革命文物时，在福建省意外地收集到了《调查研究》一文的石印本。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61年初。当时他为了纠正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正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这样一个时候，找到这篇散失已久的文章，他感到非常高兴。1961年3月，他在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到它。特别是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详细地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文章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希望这篇文章对全党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尽管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非常喜欢，但他并不赞成马上把它公开发表，只同意先在内部印发。印发之前，他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这种修改主要是把一些过时了的用语改成更易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的用语，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把“苏维埃”改成“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他对文章做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二是在文章的最后定稿上，加写了一句后来被广为征引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句话对整篇文章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虽然是加写上去的，但其所包含的思想在文章中是本来就有的。除了这两个方面的修改外，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修订。 文章发表之前，田家英还为这篇文章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协助毛泽东确定了文章的写作时间。最初，毛泽东回忆说这篇文章是1929年写的，田家英对此表示怀疑。他于是找人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作了上述加工后，1964年这篇文章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3] 从《反对本本主义》的出版经过，可以看出： 第一，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很早，但公开出版却是迟至30、40年之后，这种情况在出版史上虽然不是没有，如中国历史上就有少数的优秀著作是在写作完成几百年后，才得到公开问世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表面看似乎是因为文章散失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在党内的地位受到压抑是有关系的。因为受到压抑，这篇有着重要思想价值、对于中国革命能够产生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公开发表。如果当时能在党内刊物上公开发表，也就不会发生后来文章的散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