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200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且把它列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和回答的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之首。这个讲话把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提到了理论工作的突出位置。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座内藏丰富的思想宝库，毛泽东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贯穿在其中的一条红线，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我们可以围绕这一核心去把握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本文对这一思想原则的形成、确立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结合”原则的形成、确立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同一个过程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① 八大后不久，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提问时对这一思想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② 这些论述指出了“结合”的思想原则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是由党的七大、八大郑重确立的，是党的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关于“结合”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与毛泽东的全部实践和全部思想相随而行、同步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就受到重视经世致用、倡导“实事求是”的湘学士风的影响，注重读“无字之书”，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并曾到各县“游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对于蔡和森提出的“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③ 在1921年1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已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④。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他认为，我们“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致力于深入了解中国实际，从这二者的关联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来毛泽东形成“结合”原则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在建党后投入到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工作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之中。1926年9月，他概括自己的经历时写到：“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⑥ 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成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步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而走出来的。毛泽东在1964年曾回顾说，自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他说要“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⑦ 在领导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多次开展大规模的调查⑧，并且形成了相当系统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写作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集中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十分喜爱这篇原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他在1961年重新见到这篇文章时说：“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⑨ 这篇文章中写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⑩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已经十分接近于后来作出的明确表述了。 “结合”的思想原则形成并作出明确的表述，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1963年说过：“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11)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对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12) 的一个“重要关键的会议”(13)，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4)。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开始了延安整风的酝酿准备工作。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5)《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他后来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报告及其他一些讲话中，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论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和“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科学态度。经过延安整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成为全党的共识，并通过党的决议被正式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