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成两个“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两个“化”是我们把毛泽东哲学同时放到传统和现代、中国与世界这纵与横两大时空坐标中来看的结果。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公认和重视。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谈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熊十力这些专业哲学家所做的工作,而把毛泽东的哲学创作排除在外,认为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不相干的两码事。事实上,这两个“化”、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哲学中的许多命题,需要同时放到这两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定位和完整理解。本文所讨论的毛泽东的理性观就是一个例子。 一、毛泽东理性观的基本特点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哲学中,并没有一般的理性概念,只有“理性认识”这一概念。在由毛泽东哲学发展出来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中,也只有理性认识而没有一般的理性概念。似乎讲到理性,必是指理性认识,不可能再有其他含义。事实上,人的理性并不限于认识,至少还有“行动”。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都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和康德、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相比,毛泽东的理性认识约相当于理论理性,而无关乎实践理性。当然,在毛泽东那里也有理论和实践这对重要范畴,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就是指理性认识(所以毛泽东又称理性认识为理论的认识);毛泽东的实践则是指“做或行动”,而不是实践理性。从理性与认识的高度关联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理性概念的第一个特点:毛泽东的理性等于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等于理论理性,因而是不包括实践理性的。 再看毛泽东对理性认识的规定。毛泽东认为,感性认识的形式包括感觉和印象两种,理性认识的形式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1](P285-286)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中讲的思维形式也是概念、判断、推理三种。按照黑格尔、恩格斯的解释框架,形式逻辑属于知性逻辑而不是理性逻辑。这样看来,毛泽东所说的理性认识,首先从认识的形式上看应属于知性,而不是那种高出于知性的理性。恩格斯说:“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2](P331)辩证思维当然也要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它们同知性思维即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它的概念是具体概念,它的判断是对立面的同一,它的推理是否定之否定,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内容,因而也就不包括在毛泽东的理性概念中。 关于理性认识的形成方式,毛泽东的讲法是:“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3](P285)毛泽东还说:“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4](P291)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演绎中所说的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的综合统一作用,很可能还包含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对经验知识的范导统一作用,总体上说都在知性活动的范围内。毛泽东说的“在头脑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包括归纳、演绎、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等等;这些理性认识的方法,在恩格斯看来都属于“知性活动”的方法。[5](P331)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得来的理性认识,即使达到了对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实际上都是抽象程度不同的经验知识,而经验知识正是知性作用的范围。可见,毛泽东讲的理性认识,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从内容上说,都是知性的认识。 人的认识总过程共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如上所述,只飞跃到知性,而没有飞跃到理性。毛泽东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也不同于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范畴差异:毛泽东的实践是指做或行动,而不是指实践理性,如果是指实践理性,那么,由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从知性到理性的前进。由于实践不是认识,所以毛泽东认为认识过程只有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和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他同时强调这两个阶段统一在认识过程中,并且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6](P286)所以,当他讲到认识的总过程时,认为其中有两次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把这两个飞跃连贯起来看,就是“感性——理性——实践”三个阶段。但是,由于实践是做或行动,属于感性而不是理性范畴,所以毛泽东的认识论模式就只有感性和理性两分法,而与西方哲学中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相区别。 根据以上分析,在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法中,毛泽东的理性基本上等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知性,而不是那种与知性不同的狭义理性。这种知性从另外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种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属于康德前的理性概念。康德那超出知性概念的理性概念,是通过对知性的批判而得来的。在康德那里,感性、知性、理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大致说来,知性以感性为对象,理性又以知性为对象。因此,这样的理性就是对知性的批判和超越,其中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实际上是理性的一种自我区分。由此可见,关于认识的三分法和两分法的根本区别在于理性自身有无进一步的区分,即有无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据此,我们说毛泽东的理性等于知性,等于说在毛泽东那里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