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迈斯纳给予了毛泽东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寻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思想史，对于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人们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①这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②。从一定意义上讲，我非常赞同迈斯纳的这种评价③。但迈斯纳在同一著作中对毛泽东人民群众观的论述却使我不得不提出质疑，因为，综观迈斯纳的有关论述可见，他对毛泽东人民群众观的论述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之所以会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迈斯纳没有辩证地理解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或者说，他在理解中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正如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奥尔曼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正确认识一切事物的“惟一明智的方法”④。 一、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怀疑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迈斯纳虽然没有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但从其论述来看，他是承认毛泽东具有这种观点的。例如，在迈斯纳看来，“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从‘中国人民’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⑥。但问题是，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确信，并非出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其“固有的民粹主义信念”。按照迈斯纳的观点，正是出于这种“民粹主义信念”，毛泽东才“认为真正的社会创造力属于人民自己”⑦。而这就导致毛泽东不能很好地把握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创造性的信任度，以至于他的这种信任都过了头，使得他拥有“同民粹主义一样的对人民固有的潜力的特殊信赖，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对群众自发性表示怀疑”⑧。既然按照迈斯纳的观点，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信赖都已经到了对其自发性都不表示任何怀疑的程度，迈斯纳得出如下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使是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1956)、‘大跃进’(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1966-1969)这类群众运动的粗略回顾，也充分表明……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实际上迎合了群众的愿望。”⑨ 显然，迈斯纳只看到并夸大了毛泽东对人民创造历史的确信，而没有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在肯定和信赖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会认识到客观条件对这种创造的制约。马克思在肯定“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肯定，“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⑩。迈斯纳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并不陌生，而且他在同一著作中还将其作为“经典表述”加以引用。(11)那么，为什么他没有看到在毛泽东那里，人民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呢？这是因为，迈斯纳不能辩证地对待毛泽东的思想，总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12)，而在他看来，“在乌托邦社会主义概念中，乌托邦社会的到来是听凭人类自由意志支配的，自由意志的运用是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13)。而在所有制约人民的创造活动的因素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事实上，正如著名的中国明清史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魏斐德所正确地指出的，“毛泽东相信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但是，他又总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必然性”(14)。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遵循历史固有的规律，他们只能在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的前提下去创造历史。在这里，人民的“创造性”与历史的“规律性”是辩证统一的。但我们可以认定，迈斯纳本人要么没有很好地把握这种“创造性”与“规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将二者割裂开来，并运用与“规律性”相分离的“创造性”去思考和论说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要么没有能够辩证地把握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只看到了毛泽东人民群众观中的人民“创造性”，而忽略了其中的历史“规律性”。 另外，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在毛泽东那里，虽然人民创造历史，但他们是需要得到正确的领导和教育的。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施拉姆教授就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虽然毛泽东宣称“‘毫无疑问，历史不是计划者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而，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5)就连迈斯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毛泽东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16)既然如上所述，那么，毛泽东又怎么可能像迈斯纳所认为的那样，不加丝毫怀疑地信赖人民的“自发性”、一味地“迎合”群众的愿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