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毛泽东的许多著述中，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如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都阐述了许多重要的伦理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道德品质的培养、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后，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六十年来，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中某些思想观点的诠释和阐发，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关于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思想，以及对所树立的道德榜样及其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但尚没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概括和研究。 二是改革开放前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如刘广东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1987)、杜振吉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研究》(1992)、魏英敏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新论》(1993)、凌大志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概论》(1993)、曹景田的《毛泽东伦理思想通论》(1993)、唐能赋的《毛泽东的伦理思想》(1993)、韩望喜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毛泽东的伦理观》(1993)，以及温克勤、刘锡钧、杜连君的《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对毛泽东伦理思想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且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期间，还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毛泽东伦理思想研讨会(1993)，就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和发展，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特征，毛泽东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毛泽东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军事伦理思想等方面，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出版了《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研究》(2002，2006，两种)、《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2008)等专著。同时有了更多的关于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且开始关注和研究邓小平、江泽民等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领导集体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出版了《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1996、1998、2003，三种)、《江泽民伦理思想研究》(2005)等研究成果。 今就建国以来毛泽东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等问题，做一个大概的梳理和回顾。 一、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来源、产生和发展 一般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温克勤等同志认为，科学形态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作为中国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精神武器应运而生的，也是青年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斗争和努力探索的结果[1](P20)。还有的同志从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以及世界观的转变等方面，来揭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来源。唐能赋指出，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道德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概括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力图在道德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新型道德关系。毛泽东在批判旧道德，培养新道德的过程中，对道德的本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理论阐述，提出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基本观点和无产阶级道德的基本要求，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的伦理思想体系[2](P10—17)。 还有的同志侧重于从理论和实践以及个人条件等方面揭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来源。陈成志认为，从理论来源方面看，对中国历史上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扬弃，都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来源，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则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从实践来源方面看，毛泽东伦理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适应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道德品质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个人条件方面看，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产生与毛泽东的个人修养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和独特品质，在某种程度上铸就了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丰碑[3]。周海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形成的源泉，无产阶级的品质是毛泽东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传统伦理观是毛泽东伦理思想形成的框架，正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来源，形成了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伦理思想[4]。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与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关于毛泽东伦理思想来源问题的探讨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赵丽华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伦理思想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革命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评价标准及其政治伦理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人道精神、义利观以及德治主张等存在着一定的批判继承关系。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将之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伦理思想[5]。闫东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在传统民族心理的影响下，毛泽东形成了与当时动荡时局紧密相关的忧患意识；受传统“心学”的影响，毛泽东尤其强调伦理意志；在湘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熏陶下，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就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看，他一方面否定压抑人的封建道德，高扬个人价值至上的伦理，但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关于价值、理想等问题的合理因素非但不拒斥，反而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构成部分[6]。王凤贤认为，在道德哲学与伦理原则方面，毛泽东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受传统道德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是较大的，他一直没有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改造和运用[7]。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超越对“大同世界”的憧憬，二是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超越传统的整体精神，三是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公仆精神超越传统的仁爱原则，四是用纯粹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超越传统圣贤理想，五是用知行统一的修养方法超越历代剥削阶级知行分离的修养方法[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