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是毛泽东一生始终关注的大问题。 “三农”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把分散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培植新型农民。在解决前两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卓越的理论创造和取得了光辉成就，在后一个问题上，毛泽东做了有益的探索，获取了经验教训，对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启示。作者对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三农”思想与他对“人民公社”中的失误的纠正做些粗浅研究。 一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毛泽东阐述农业的基础地位，论述农业、农民、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是为阐明农业轻重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是同步进行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我们是按照苏联的建设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限额以上的156项工程全面铺开，有万马奔腾之势。在社会主义改造上，走自己特色道路，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全国城镇乡村都处在和谐发展变动中。 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后，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需处理好。他提议，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这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详细地阐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安定了。第二，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药、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是要为农业服务的。第五，现在我国的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促进轻重工业的发展。第六，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 他提醒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手中有粮，心地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农民、农村的重要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立足点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为了说明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在农业合作化中，是为农业合作化寻求理论依据，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使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是要阐明农业轻重的关系，阐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也即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得很明确：“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需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条工业化道路，还有苏联模式的烙印。 不到两年，即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终于提出了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二 “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决策，改变了“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初衷 合作化与工业化谁先谁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较长时间存在着五种经济成份。在这阶段国营经济是主要成份，是领导经济成份，而国营经济主要是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因此，我们应采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先工业化后合作化”的战略。毛泽东最初也抱这种想法。他曾经说过：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先把工业发展起来，实现工业化，就可吸收农村人口，改变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面貌。 但在农业互助合作社在东北、山西等地崭露头角时，他就开始变动原有的观点。他研究世界现代化大生产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际得出结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方式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197-198毛泽东还说：“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苏联是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如此。”[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