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湘学渊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陈龙,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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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既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学界历来重视对这一关系的探讨。然而,以往的研究工作大多是从毛泽东的语言表述形式溯源其文献出处,而不是揭示其精神实质上的内在关联;是从结果上考证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传统材料因素,而不是从起源上揭示相关传统因素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标志的是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而毛泽东所阐释的“实事求是”与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命题另有其思想渊源,这就是湘学中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一传统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具卓识地提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一、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

      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最早可以溯源至汉代。偏好古文经典的古文经学派,发展出一种考证、辨伪、求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从班固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2册,第1145页)可见一斑。明清以来,这一治学方法逐渐演变为考据之风与考据之学,而成为清代学术的标志性称谓:“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梁启超,第25页)。乾嘉之际,考据学趋鼎盛之势,景从者无数,“已成为‘群众化’”的学问(同上)。

      清代考据学代表人物甚多,尤以惠栋、戴震为巨擘。惠栋是考据学吴派奠基人,吴派的治学风格“以‘博学好古’为宗旨,凡汉儒旧说(包括阴阳五行)都认为‘可宝’”。(《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91页)惠栋认为经典之义就存于训诂之中,所以“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上册,第1页)戴震为皖派开创者,治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92页)。他主张从训诂、考据等入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刘师培把这种治学方法总结为:“凡治一学、著一书,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复能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会通古说”(刘师培,第1823页)。

      自惠栋、戴震开启吴、皖两派考据学,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就得到有清一朝学者的追捧。如钱大昕就强调:“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钱大昕,第407页),其弟钱大昭,侄钱塘、钱坫也皆“为实事求是之学”(钱大昕,第720页);汪中则明确表示:治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汪中,第140页);凌廷堪则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准则,主张“事必求是”(凌廷堪,第219页);阮元特别标榜“实事求是”,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阮元,第1页),认为文字训诂是进入圣人之道的门径。其他诸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藩、段玉裁等等都是极力倡导“实事求是”治学方法的有力人物,足见清代考据学的繁荣之势。

      应当肯定的是,考据学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无疑包含着言必有据的求真精神;在这种治学态度与方法下所进行的文字校勘、词义训诂、名物考证等研究工作,对于整理古代文献与匡正古代经典原貌确有积极贡献。然而正如方东树曾深刻指出的那样,考据之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方东树,第39页)梁启超也批评说:“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梁启超,第59页)甚至连有些终生埋首故纸堆的考据学者也感叹于世无甚裨益,段玉裁晚年就感慨说,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根本”,最终“老大无成,追悔已晚”。(《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

      由此可见,作为考据学治学原则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一种治经方法和态度,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书本,而且是古代的文本;所谓的“是”则主要指“是非”意义上的“是”,从而越“古”越“是”,越“书本”越“是”,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现实实际的学风。这种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与后来毛泽东所解释和倡导的以“反对本本主义”为特征的“实事求是”,是大相径庭的。

      二、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与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

      湘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传统文化,除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湖湘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点,即在讲究内圣修养的同时,特别强调外王经世,形成了崇尚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中经杨昌济,下启青年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在这一传统影响下,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截然不同,湘学中的“实事求是”明显具有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日渐成熟,重要学派不断涌现。时湖南有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福建有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江西有陆九渊的“象山学”,浙江有“浙东学派”。与其他派别不同的是,湖湘学派在讲求内圣与心性修养的同时,有着浓厚的经世务实的实学色彩。早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就提倡“以古人实学自律”(《胡宏集》,第146页),强调“体”“用”合一的“圣人之道”(参见同上,第131页)。张栻继承了这一传统,提倡儒学要回到务实践履的“本”上来:“儒者之政,一一务实”(《张南轩先生文集》第1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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