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国际学术界一般将他视为具有“左翼”倾向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毛泽东主义”② 有着深入的研究，对创造性发展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有价值的分析。对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他更是有着自己比较深入的理解，涉及对毛泽东时代遗产的评价、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与命运等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及评价 迈斯纳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一笔十分巨大而复杂的遗产，尽管这份遗产是模糊而矛盾的。从其论述来看，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大致可以分为政治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迈斯纳指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后，“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建立了统一的中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在当代世界寻求‘富强’建立了政治前提”③，并给各民族人民灌输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意识，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革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保留了对未来的重要的社会理想，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各种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毛泽东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方式，制造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教条，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造成了惊人的人员伤亡以及人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深深伤痕。“不管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可能如何，它都是一个使人类遭受巨大痛苦的时代”④；这场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众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⑤。然而，迈斯纳也富有深意地谈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⑥ 社会经济方面，迈斯纳认为，尽管毛泽东主义尝试在中国脆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失败了，并且造成了许多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⑦，“达到了非常有影响的工业化程度”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分析说，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在不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现代工业和科技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大的6个工业国家之列。迈斯纳坚持说，如果不去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⑨。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⑩ 此外，在毛泽东时代，教育得到了普遍发展，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得到了贯彻实施，并且建立了比较普及的医疗卫生系统。 面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迈斯纳表示，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一方面，为了新时代的顺利发展，邓小平要使毛泽东非神秘化；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不但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和新社会的建立者，而且他还统治了后革命国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简单地谴责毛泽东并列举他过去的罪恶，“不但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陷入危机，而且革命的道义上也说不过去”(11)。而最后的决议结果既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积极作用，又严厉地批评了其所犯的“错误”。迈斯纳强调，这种评价结果“绝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济现代化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12)。他进一步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毛泽东时代挫折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13)。 迈斯纳看到，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表现出与毛泽东主义许多相同的地方：邓小平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体制，仍然是马列主义政党统治着的国家；邓小平继承和贯彻了“四个现代化”方针，并和毛泽东一样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放在政治日程的重要位置上，都想将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都要面对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矛盾问题；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战略和毛泽东主义革命战略一样，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混合经济模式、现代工业和科技基础以及外交关系等等。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主义的差异 迈斯纳也指出，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主义的某些方法和习惯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情况了”(14)。因此，迈斯纳断言，毛泽东的继承人将不可避免地抛弃那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毛泽东主义的内容。也正因如此，邓小平理论表现出了与毛泽东主义的诸多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15) 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含蓄地抵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16)。它以唯意志论为特点(17)，高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和人民觉悟的改造；对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将“一穷二白”视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与此相反，邓小平理论“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8)，并将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经济失败及政治动乱归咎于过分强调人的意志和觉悟、过早地改变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后果；它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汲取了许多经济决定论思想，并将优先使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它恢复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观点，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采用许多在历史上曾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和实践。”(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