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中国学界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广泛、持久的研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形成了一门“毛学”（Mao- Ology）。本杰明·史华慈，是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也是西方国家最早从学术层面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者之一，其于1951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堪称域外毛泽东研究的经典著作，为中外学人所推重。① 本文结合史华慈的相关著述，对其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阐析视角、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意义作一评述。 一、步入中国学殿堂的历史机缘 本杰明·史华慈起初拟专攻佛教，而导师出于语言、年龄诸因素之考虑，建议其集中精力和时间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史氏遂开始从事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史华慈后来回忆道：“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费正清教授对当代的政治情况很感兴趣，而‘谁使中国沦陷’在当时是一个热门的题目”，后来有人从延安带来了一批中共整风文献，“我开始研究其中的文字问题，同时，也接受了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使我放弃了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兴趣，开始注意当代中国问题”。[1](P18)对于费正清教授将自己引入中国研究的学术殿堂，史华慈心存感激，认为这位恩师是自己此后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决定者”。[1](P501)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史华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自1947年至1949年，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载《论中国》1947年第1期）、《陈独秀：前共产主义者》（载《论中国》1948年第2期）、《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术报告，1949年4月）、《马克思、列宁在中国》（载《远东观察》1949年第15期）。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经费正清和杨联陞两位教授负责答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该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同年，史氏开始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授课。 1952年，由史华慈与康瑞德·布兰特、费正清共同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问世。这部文献资料集汇集了从1921年到1950年有关中共历史的40套重要文件。引言明确指出，编辑这部文献集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当局和研究者能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能够揭示中国“实际的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情况，领导人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战术和组织方法，一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2](P12)自1952年起至20世纪70年代，史氏在学术刊物上又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论文，可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思想是史华慈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诠释与中国大陆学者有所不同，但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共产 主义运动在华进展，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内涵、影响的思考与见解，对于日后各国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 海外学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不少，但如何研究各自有不同的路数。作为美国中国学界较早从事中共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史华慈有自己的一套学术理念，因此了解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心中和笔下的毛泽东和“毛主义”（Maosim）。 首先，史氏从毛泽东是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这一基本情况出发，将毛泽东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把握。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这篇文章中，史华慈认为，“如果我们不考虑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考虑他的个性中坚韧与敏锐、勇敢与无情的结合，不考虑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政治直觉等因素，那么，即使是毛本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我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整体，进而把它与毛的政治生涯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当毛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他的思想世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我们不能脱离毛作为一名政治领袖的事实来考察他的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毛是革命的领袖，他才能够以多种方式同千百万民众接触，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意义。因此不论毛的思想是否带来预期的结果，是否深刻，是否因历史原因而永存，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3](P37－38) 其次，看重毛泽东出生农家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之影响。 史华慈认为：“毛作为农民直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他能够像准确地使用古典文化中的典故一样，恰当地运用他早年学到的农民的谚语。早年在乡间的经历，使他难于同意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农民是消极的、愚昧的观点。”史氏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应当看到，毛早年在‘传统的中国’的生活，对他的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3](P39－40)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给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影响，史氏认为首先是描写英雄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包含像英雄式的领导人率领武士为正义而战这种罗宾汉式绿林好汉故事的所谓‘侠’的思想的英雄小说，这对幼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很大”。[4](P79) 此外，史华慈也看到儒家思想中民本观念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写道：“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在同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接触之前，毛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么成年的毛对‘人民’所遭受的‘虐待’是非常敏感的。”基于这样的分析，史氏指出：“我重视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的影响，但是我所说的传统未必是指正统的儒家思想。”[4](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