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精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厚、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四部著作。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出现过曲折，但其精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认真继承和弘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姑且概括为十点，以为引玉之砖。 一、历史创新：引导半殖民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做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曾有过朦胧的设想（如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他们的着眼点还在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后来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并实现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其薄弱环节突破的论断。然而，他们都没有回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建立和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做出的历史结论。核心在于一个“救”字。就是说，只有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状态，才能避免广大人民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深渊，才能实现独立富强，在东方崛起。实质上，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回答了一直争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根本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可以说，前30年着重于“救”，后30年着重于“发”，二者又互相交融。 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激进主义”基础上？绝对不是，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新民主主义论》曾作过系统分析。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毛泽东形象地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1](P262)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掌握了“三大法宝”：党、军队、统一战线。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党，并且在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2](P1481)“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2](P1439) 如何走法？对于脱胎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并无现成的成套经验，只能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从国情出发独立探索。应当说，这个转变是很有章法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转变的思路已经有明晰的轮廓，在顺利地完成极其复杂的经济恢复任务（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适时提出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总路线。虽然时间快了些，形式有些简单，但整个进程是顺利的。其中建立“两个工农联盟”和对民族资本实行分步骤赎买（国家资本主义新形式）的理论与实践，对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将来对私营经济的引导也可作为一定的参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鲜内容。经过近30年建设，原来贫弱的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这就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铁证，是前30年奠定的制度基础。 近些年来，有一些人中曾经流行一种以“现代化”否定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调，说什么近现代的一切人包括反动势力在内都是为搞“现代化”努力的，以至公开主张走欧美式的道路，有人公然说成为殖民地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反历史的观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科学地论析了客观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诸多帝国主义的多种侵略不仅不允许中国实现现代化，甚至连独立、统一都不准，至今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颠覆、分化、西化的图谋。历史的结论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策略地称之为“以俄为师”）方可独立，缔造实现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尽管在历史进程中曾有过曲折，但历史的大方向不能变，放弃社会主义必将成为西方的附庸。这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条要旨。 二、将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事物整个过程分阶段发展，这是普遍规律。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发展，马克思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提出了共产主义有高低阶段之分。列宁后来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则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以至成为后来苏共一直存在超越发展阶段倾向的思想基础，出现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中国的经济状况比之苏联更为落后，究竟怎样分步走，开始也没有明晰的认识。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实践，特别是遇到重大曲折（1958年“大跃进”）之后，毛泽东逐步形成区分两大阶段的思想。 毛泽东借鉴总结苏联过早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3](P116)这个思想是一个科学的判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它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