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当作为世界中心辉煌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被昔日的“蛮夷之地”、“蕞尔小国”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这个庞大的“东方睡狮”迫不得已睁开了眼睛，将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纳入了它的视域。这时候，“传统”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落后挨打”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面前，它也不得不听由“现代”的召唤，“现代化”成了国富民强的应有之义，中国人所有的思考与探索、欢欣与痛苦都与中国艰苦而漫长的“现代化”之途密切相关。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始于西方的现代性日益显露其危机之时，因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也由此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1]10-11。毛泽东的“革命”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当中，并成为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典型案例。 一 政治革命的现代图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 毛泽东在谈到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时，曾经说过： 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2]344。 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其政治革命的生涯中，根据客观实践为我们描画了许许多多的“小图样”、“分图样”。在历经了近二十年革命的跌宕起伏后，他以“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对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以及革命的前途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为中国革命描画出了一个“总图样”。不过，只要“房屋”未建成，他总是根据各种关系的变化随时修改着图样，在策略与目标之间把握着平衡，并尽量使策略趋向于目标。 政治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就近而言，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依当时的理解也就是工业化。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落后”[3]98；“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1080-1081。 革命后的中国一定会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这一点至少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是没有疑问的。尽管毛泽东独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道路，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是走向了“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的民粹主义[5]320。细究起来，这种观点完全不顾毛泽东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将他的政治策略与政治追求混为一谈了。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而农民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现代化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4]1077。也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完全认同现代化的最基本表征：工业化和城市化，且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所以他宣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6]1427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将“农村包围城市”看作一种取得革命成功的斗争策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7]215。用施拉姆的话来说：“尽管毛取得权力的方式是非正统的，但是，一旦胜利在握，他就摆出了从此按正统方式行事的姿态。”[8]939不过显然，毛泽东不仅仅是摆个姿态而已。 那么，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现代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渡型方案。这个方案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却也肯定了以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中国建国后制定的《共同纲领》中，也肯定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不过，随后毛泽东迅速地放弃了这个方案，开始急于过渡。有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遗憾地认为，如果当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9]。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不能在这条路上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中，他对资本主义一直采取的是既打又拉、既肯定又否定、既利用又准备消灭的态度。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一方面设想了一个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方案，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2]540，从而抓紧一切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反共”、“限共”活动强紧的情形下，毛泽东打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明确表达了两个基本的理念：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它追求的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不过，在国共尚处合作期、国民党仍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论述十分艺术地把握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关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但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2]647。这时候，他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设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给予了资本主义更多地肯定，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指出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4]275。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确认”，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共产党意欲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密切相关①。而在内战全面爆发、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又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中未明确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设想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形式，也被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进一步削弱资产阶级地位的“人民民主专政”取而代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