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派”理论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逻辑前提。因此,对于“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进行历史考察,进而研究其内在逻辑,是极有必要的。 李君如教授在其名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中指出:“走资派”理论的形成,有上下两条线路。下线路:官僚主义者——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线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派——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线路是毛泽东从基层阶级斗争特点概括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线路,上线路是建国以来党内不同思想认识之争在毛泽东头脑中的反映。上线路是完全错误的,下线路具有复杂的情况,呈现一个从正确到错误的历史与逻辑的复杂进程[1]270、278、282。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陈东林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具体分析一下20世纪50至60年代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错误的发展,可以发现,其“资产阶级”的含义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重点的过程。内涵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1963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制定“四清”前十条时,关于打击对象,毛泽东还认为主要是原有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1963年11月通过“四清”后十条,“阶级斗争”对象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强调要“整顿农村基层的党组织”。1964年底制定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完成了一个剧变,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找到了定位,认为出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 上述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和补充。笔者认为,毛泽东“走资派”理论的形成脉络可以分为主线和副线:主线是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辅线是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 一 “走资派”理论形成的主线 建国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革命的逻辑与生产的逻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所规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革命的逻辑继续延伸,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所规定,生产的逻辑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此陷入两难选择之中。作为共产主义者,要消灭剥削,不可能放弃革命的逻辑;作为治国理政者,要消灭贫困,不可能无视生产的逻辑。他们只能在两种逻辑之间摇摆。在实践中,逐渐出现了分化: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革命的逻辑,把资本主义视为必须铲除的祸害,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坚信资本主义不除,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成;刘少奇等人越来越倾向于生产的逻辑,认为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对于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主张为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适当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取向方面,中共领导层存在深刻的分歧:毛泽东认同革命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同生产逻辑,政策取向带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胡乔木深刻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3]267-268 毛泽东对于革命理想和革命彻底性的执着追求使得他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迫使其他领导人服从他的意志,但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党内同事们越来越看出了毛泽东那一套政策的虚幻性,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与毛泽东拉开了距离,所以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党内高层处于孤立地位,仅有少数拥护者。这使得坚信自己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有了一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感。在他眼里,这些曾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同事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愿意再继续前进了,在革命道路上半途而废,对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情很高,却不愿意消灭资本主义,表现出革命的不彻底性,一遇到经济困难就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国内政策上热衷于“三自一包”,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暴露出内心深处对私有制的留恋,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三和一少”,向国际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的个性是宁折不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理想,毛泽东不惜提倡个人崇拜,牺牲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专断,挥起阶级斗争的大棒对付党内与他发生意见分歧的领导者。随着毛泽东提出的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强行推行过程中越来越暴露出其严重恶果,毛泽东遇到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政治批判的调子也在不断升格。从建国初期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合作化时期批判主张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邓子恢“像个小脚女人”、“右倾”;从1958年批判反冒进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剩五十米,到1959年批判彭德怀等人,说他们否定“三面红旗”,认定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1962年批判“三风”时进一步声称党内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到1964年2月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认定“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等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实质上都是党内在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出现的理想主义取向与现实主义取向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