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作 者:
孙进 

作者简介:
孙进,江苏 徐州 221008 孙进(1964-),男,江苏姜堰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原文出处: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戒”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二是毛泽东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思想先导作用;三是毛泽东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根基。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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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尤其新中国建国6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60年的历程。一般看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这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的探索。纵观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二个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长达20年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挫折的教训,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直接的铺垫和奠基。

      一、毛泽东率先提出“以苏为戒”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正是在对“苏联模式”利弊进行反省和对新中国建设经验教训初步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9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先河,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是指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

      1.以苏为戒,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考

      一方面,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是在基本思路上,首次提出了以苏为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论十大关系》开门见山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23二是在基本方针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3]23三是第一次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十大关系、十大矛盾。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突破苏联僵化的体制束缚,创立中国新型的体制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而且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推进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把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志上升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大会在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论断,并且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航程。大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建设作出了初步的规划,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由现代化革命政党向现代化执政党转型的建党方向。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4]

      2.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它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问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从理论的角度,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从实践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且把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这个理论体系和这条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他明确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其本身也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我们知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性的实践时,我们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逻辑起点和理论源头来考察,正是发端于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继承者的探索是相互衔接,一脉相承的关系。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这样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5]尽管毛泽东后来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重大失误,但毕竟是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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