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建立符合国情、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探索。陈云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便是这一艰辛探索进程中闪亮的一页。《提纲》曾对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发生过重要影响,至今已30年。对一篇饱含思想内容、曾对人们思想和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来说,重温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我们总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仍有重要意义。 一、《提纲》是陈云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和对经济体制改革反复思索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初年,在通货膨胀治理和城乡交流的恢复中,陈云意识到了市场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系列运用生产、财政、金融、物资等综合手段管控和发展市场的政策思想、措施及经验,但并没有从理论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所论述。这一时期国家是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向有序状态的发展,无论是政策思想,还是采取的措施,都偏重于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统一管理。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一五”计划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在经济基础薄弱,又要应付外来列强封锁的局面下,人民政府为了承担起经济建设的重任,必须整合有限的物质资源,在陈云的提议下,党和政府决策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与此同时,陈云受中央委托,领导了对非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政策的落实,使中国迅速结束了过渡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在形成过程中就显露出来,主要是管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生产与市场脱节,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各方面需要等。陈云对这些弊端早有察觉。1953年以后,他逐步提出保留少量自由市场、采取适当方式引入市场机制、长期保留个体经营等政策主张;特别是1956年他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反思苏联财经管理方法。在思索中,陈云的一系列政策思想日益成熟,向所有制构成、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三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问题集中,直至在八大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①的经济体制模式思想(以下简称“主补论”),并得到八大决议的肯定。陈锦华评价说,陈云的“主补论”:“体现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的精神,是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少走弯路的重要政策。”② 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中,经调查研究明确向中央提出,应适当保留农民自留地,母猪私养有益于生猪繁育;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农业产量。根据市场供需,他采取稳定粮食价格、国家予以财政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刺激农业生产。这是“主补论”思想在政策上的反映,实践中未能很好落实。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酝酿还未向中央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下,撰写了《提纲》。这份文献一方面是陈云以往经济工作经验教训的积累和反思;另一方面与他“文化大革命”下放江西,阅读大量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2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③的读书生活有密切关系。这段读书生活开阔了陈云的视野,对《提纲》观点的产生有着直接影响。 《提纲》④开篇即谈有计划按比例是“计划工作的规则”,“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由此,“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不应凝固不变。苏联和中国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而“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认识上的偏差导致社会经济出现两个后果:计划太死,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计划数字,缺少必要的市场调节,结果计划与市场脱节,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另一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没有利润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认识的偏差在管理上造成两种不好的现象:该严的不严,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该宽的不宽,计划权力太集中,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在上述反思基础上陈云提出两个结论: 第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关系是:“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有益的补充。”这一思想观点与他“主补论”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为主为补”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有所延续和发展,在改革起步初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