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辨析以及研究动机和出发点的考察 1.“国外毛泽东学”概念辨析 从字面上看，笔者所说的“国外毛泽东学”，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国外”，二是“毛泽东学”。这里的“国外”是指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但需交待的一点是，港澳台三地的毛泽东研究虽然不能算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但它又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毛泽东研究”有实质的不同。关于“国外”这个概念，也不同于“西方”这个说法，“西方”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东方而言的，最初这种划分只是在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进行的。但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西方”这个概念逐渐就与“资本主义阵营”联系起来，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用“国外毛泽东学”这个说法，目的是区别于“西方毛泽东学”和“西方毛泽东研究”。比如说，苏联的毛泽东研究，自然也应当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联不是西方，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组成部分。再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毛泽东学”概念，一般而言，指的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如果从宽泛一点的角度看，国外学者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实践”中对于所谓“毛主义”的解读，也应当容纳到“国外毛泽东学”的概念中来。 2.研究动机和出发点 一种研究的展开，总要有个目的和动机。对于国外毛泽东学加以关注，展开研究，同样也有一个出发点和动机的考察问题。或者说，关注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何处。 国外学者关注毛泽东，有复杂的原因和动机。早期的国外毛泽东研究，主要是外交领域对华政策咨询的需要，无论“左”、中、右三派在这一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学术化倾向。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也许毛泽东研究在国外还算不上一个专业化领域，但不能否认的是，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毛泽东生前时代，研究毛泽东具有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因此对毛泽东的一生与著作的分析曾一度在中国和西方流行；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已经不再是西方青年崇敬的领袖。这一情形意味着对毛泽东的研究将日益成为少数专家的事。他们的兴趣由于研究对象政治意义的减弱而日益具有学术性。①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无论国内国外，毛泽东研究已经不再是“显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倒可能是深入推进对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契机，客观上使我们有了可以给出毛泽东学术思想肖像的一个较好时机。如果再加一种补充解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距离产生美”？对当代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时间维度)；对国外毛泽东研究者来说，他们眼中的毛泽东是一种异域(空间维度)的“审美对象”。相比较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旁观者虽不能说一定就清醒，但是研究、反思和审美的确是需要时空距离的。 关注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意在引导研究者开拓理论视野，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解决全部问题，而是提出毛泽东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新的“真问题”，进而引发思考与争论。由此，我们或许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多重张力中实现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完整勾画。 二、学科定位问题 作为国外地区研究中“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中国学又可以分为经典汉学(也称传统汉学)和现当代的“中国问题研究”。毛泽东研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早期“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干成分。此外，国外毛泽东研究还可以在政治学、历史学的范畴内被理解为国外领袖学研究和人物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1.经典汉学 所谓经典汉学，一般是指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外经典汉学，不是西方人对中国的一般的感性认知，而主要是一种思想史层面的研究，研究重点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从实质内容上看，国外汉学，不同于基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场不同、认识框架不同、方法论背景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与从中国本土立场反思自我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尽管在总体上不可能都迥然相异，但总的来说，“异”的层面的东西是显见的。在西方，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开路人，他们集中于中国语言文字、文物、历史、地理和思想文化，主要是给西方人做一些资料性质的介绍。这种研究既缺乏学术性，又缺少思想性，但其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法国推动汉学研究向近代转变，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美国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的汉学研究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在他们所谓的“全球普世价值”面前，中华文化是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因此，研究中国的目的就是如何征服中国，用现代文明改造中国，使其融入西方的价值观体系。进入20世纪，美国的汉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和中国学图书馆。学社成立以来，不仅培养了一批美国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同时，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 2.“中国问题研究”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外中国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向以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演变；在研究方法上，也改变了重视传统，轻视现实的汉学研究传统，开启了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新局面。在美国，从“汉学”中衍生出来的“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与传统汉学研究相并列的一个分支学科。今天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欧洲尤指法国是传统汉学的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则以美国为中心。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是“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只注重古代汉语研究的模式，重点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指的是近代以来围绕西方对华政策咨询所生成的一种中国问题研究。这种研究，是经典汉学的一种局部性突变，造成突变的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说经典汉学的一批学者还沉浸在“玩味”东方异域文明当中，那么政府直接的对华政策咨询则对汉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费正清是“中国问题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同时也是海外经典汉学与“中国问题研究”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中国问题研究”与海外经典汉学研究有交叉的地方，但是，经典汉学主要是一种思想史的背景性考察，过于深奥、晦涩，与直接的政策层面有比较远的距离。然而，倘若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离不开经典汉学研究的。但就“中国问题研究”而言，则是政策咨询的产物，其目的是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