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在包括审计监督在内的各种立法上成绩斐然，但是，北洋政府审计院在审计监督和行政管理中因袭晚清官场旧习，效能低下，形同虚设，以致后人知之甚少。 审计机关是立宪政府的必设机构。民国元年9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宣布成立审计处，隶属国务总理，掌管全国会计监察事务。民国三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约法，规定：“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于立法院。”民国三年6月，中央审计处升格为审计院，隶属大总统，与国务院、平政院、大理院成鼎足之势。对于审计院决议应处理的事项，大总统可以下令特免。显而易见，审计院有两个“上级”，一是宪法，二是大总统，大总统左手总揽财政，右手管辖财政收支监督，审计处理决定必须要服从大总统意志，审计院实际上无独立性，监督制约力量仰仗大总统“支持”程度。 北洋政府审计院下设三厅：第一厅负责审查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主管的全国收支计算事项；第二厅负责审查陆军部、海军部、交通部主管的全国收支计算事项；第三厅负责审查内务部、司法部、农商部主管的全国收支计算事项。财政部以老大自居，总长只认“袁大头”一人。陆军、海军、内务、司法等重要部门总长多系军警首脑出身的袁系“北洋虎狼”，飞扬跋扈，目无法纪，根本看不起财经部门，审计院各业务厅不敢挑剔强势部门，打得了根基浅的“苍蝇”，打不了北洋军头出身的“老虎”。 北洋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寅吃卯粮，国内所有财源全部作为揭（借）外债的抵押，财政支出主要依赖“亲日系”官绅和“老交通系”人士居间向日、美财团借贷维持。财政部官员视“亲日系”和“老交通系”官绅为“财神爷”，生财和理财官绅视专挑毛病，且没有生财能力的审计院为绊脚石和累赘，审计院在政府没有多少话语权。 北洋政府有宪法无宪政，其“法治”实为以人治为核心的“法制”。人治的关键是人，官员的素养、能力、操守和状态决定执法效能。袁世凯提名任命其老乡丁振铎为审计院长，丁振铎“老朽顽固、麻木不仁，不知财政学、审计法为何物者，从此院势日益颓落，视平政且不若矣。”（费行简撰《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第54页，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一版，下同）。正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北洋政府官员把做官当做生意，审计院也不例外。昏官丁振铎执掌的审计院官风腐败，审计官员利用“合法伤害权”致富的风气日益浓厚。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造成职权轻重不平衡，“肥瘦不均”导致“苦乐不均”。军警衙门财政收支数额巨大，但审计机关不敢挑剔；教育、司法和农商衙门预算极少，资金流量小，审计人员无“鱼”可“捞”；于是，审计官员“全神贯注之财政、交通两部”。在日常审计中，第一、二厅执行权较大，被审计单位贿赂力度大、几率高，实属清水衙门里的“油水部门”，人称“富厅”；第三厅无所作为，没人“勾兑”，属于清水衙门内的“半干旱部门”，人称“穷厅”。审计官互相攀比做官收益导致官员心态失衡、心浮气躁，官僚主义的坏毛病交叉感染，审计院机关作风日益颓废。据一位新来的“协审官”工作笔记记载，新来的审计员尚能“按表册核阅”，三月后则“阅而不核”，半年后“阅亦不复完矣”。第一厅某审计官审核资金量很少的教育部普通司所管经费，数月没有看完一本账，上司去督促，此公，一手拿账，一手支头睡觉，鼾声如雷，隔壁的官员都能听见。上司问何时审结？此公把账本一推说，没啥问题，现在就交账。 审计院业务厅的腐败风气很快感染政务综合部门，导致行政效能全方位滑坡。审计院书记室内设机要、收发、会计、庶务、编译五科，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与三个业务厅相比，书记室是地道的“干旱部门”，工作人员公开抱怨自己的做官“收益”。机要科一开封籍官员是丁院长的老乡，抱怨自己没有审计权，无油水可榨，公开调侃机要科的审计业务是“军机大事”，“机要科乃备战时审查军费”的科室，一时传为笑谈。 监督机关好比政府机关的“防疫”系统，北洋政府审计院效能低下，腐败蔓延，审计官如行尸走肉，审计院形同虚设，宪法和审计法律徒具虚文，有法无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