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3-0072-08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综述。 一、有关西安事变问题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多年来学术界并无疑义，都认为在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中，主角是张学良。张学良本人也曾多次在有关事变的回忆中承认这一点。杨天石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认为，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王炳南、张文彬、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①。在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合力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出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最终能发动兵谏，实行“逼蒋抗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哪些人在推动事变中起了作用，尚缺乏研究。2000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披露了前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罗章龙等在张学良部工作，策动兵变的情况。陈铁健对这些前共产党人在促成事变中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们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②。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问题。已有的不少论著都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左双文通过对王子壮日记等新史料的考察，认为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是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虽最初主战，但其后因宋美龄坚决反对开战，并随后不久就有何欲乘机取蒋而代之的说法传出，何应钦就不便再极力主战了，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左双文还通过对“讨伐派”阵容的考察，认为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③。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李义彬对此问题进一步作出考证，认为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扩大会议，基调是“审蒋”、“除蒋”。时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中共中央经过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观察，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12月19日，在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期间，12月16日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④。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依据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所形成的流行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并通过对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后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占善钦还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⑤。 二、中日秘密交涉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于国民政府同日本秘密接触的性质定位上，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于妥协投降、委曲求全等贬低性词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蔡德金具体考察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认为交战双方在不分胜负情况下通过交涉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是允许的。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于看蒋介石准备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蒋介石虽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默认态度，但蒋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军。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