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①思想资源是大陆与台湾两岸学界的共同遗产，但台湾学界对“五四”的评论与研究却曾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之所以“曲折”，其因源于台湾“政治气候”的张驰变化。其实，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五四”在海峡两岸学人心中，虽然程度、范围有高低大小之别，但都是极受关注的对象，晚近尤其如此。或是出于某种思想理念或学术因素的制约，大陆学者对台湾学者的“五四”评论与研究状况，似乎多少有些隔膜，对其学术理念亦体悟不深，因而往往难以将其纳入“五四”学术史的总体框架之中。本文“概论性”地显示，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自1949年后的60年间的几次转变，均与台湾社会变化息息相关，亦与海峡两岸关系变化有某种关联。此种相关性，使台湾学界在“五四”评论与研究问题上，走了一条由早期困境中为“五四”辩护到晚近重构“五四”之史的路径。近十余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总体关系朝缓和方向的转变，台湾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学术评价，也开始从以往那种要么回避言说，要么以成见立言，逐步转入平和公允的评论轨道，并且谋求与大陆学界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实际效果上，对“五四”观念的认知，已有某种程度的共识。职是之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考察角度，对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的历程作一考察，以期在此学术领域两岸学人皆有所殷鉴。 一、言路困境中的“五四”辩护 20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而退居东南一隅的台湾之后，虽然到处充满着隐忧显患的乱象，但却试图重建偏安政权，开始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造。在试图从政治上经济上重建国民党政权基础的同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反共抗俄”的目的出发，加强了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控制，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建立各种文化团体和出版文化刊物，先后发起所谓的“文化改造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便将台湾社会思想文化纳入国民党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台湾学界对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要么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发出讨论“声音”，要么只能将“五四”限定在民族主义的狭隘范围之内给予评价，“五四”的价值与意义在此时的台湾始终无法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思想。 虽然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孙中山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示赞赏，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②但后来蒋介石却放弃了孙中山的这种思想，致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国民党在总体上对五四运动变得极为反感，“以至于谁若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场运动都会成为不受政府欢迎的人。”③1941年7月，蒋介石在一次题为《哲学与教育对青年的关系》讲演中，便称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④带着对“五四”的恶感，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继续对“五四”表示不满。在1950年代初的“文化改造运动”中，蒋介石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为名，再次对“五四”进行批评，称“尽管‘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但由于它考虑不到救国的根本问题，所以其本身有许多缺陷和麻烦。……这两条原则(即民主与科学——笔者注)救不了中国。”⑤在这种思想的导向下，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某些理论家甚至指责“五四”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而负责。 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9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堵塞言路，唯恐“五四”现代意义的扩散不利于其政治统治，于是在台湾客观地谈论“五四”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但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在于，“五四”之于国民党而言，又是不可轻易抛弃的遗产，因此，重新塑造“五四”形象就成了一个不能不为之的课题。与蒋介石在1951年将“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分别解释为“纪律”与“组织”这样一种走偏锋的路径不同，一些倾向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五四”研究者，大都将“五四”纳入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框架之中。包遵彭在一本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书中说：“五四运动是有本源，有趋向的青年爱国运动。”⑥所谓的“本源”，即五四运动是起因于“保卫辛亥革命的果实”，因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北洋军阀“篡窃了民国政权以后，与帝国主义者侵略政策相谐和。”⑦而所谓的“趋向”，则表现在五四运动所引发的群众运动，其基本精神体现的“乃是三民主义的新国家的理想。”⑧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由三民主义思想的震荡，而服从于国民革命运动”⑨的一场文化运动。出自于同样的思想观念，台湾史学家黎东方在撰述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部分时，也将五四运动定格在三民主义理论范畴之内，他说：“五四运动的主流却是健康的、正确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也是两只火炬，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从此便集合在国父的领导之下，为实现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奋斗”⑩。类似这样的“五四”叙述，其实是事后对“五四”历史的修正，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另一种担忧，即谈论“五四”，如欲涉及“五四”在传播西方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主张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等是有悖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利益，因而是危险的。 但是，这种“危险”并不能阻挠较客观地看待“五四”的一些学界人士站出来说话，他们有当年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也有深受欧美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赞成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对“五四”的解释，他们站在启蒙价值与文化革新的立场上为“五四”辩护。 在台湾，较早站出来为“五四”辩护的，是用“毅”的笔名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的罗家伦。罗家伦虽然在政治上认同国民党，但他不认同国民党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与文化启蒙切断开来的做法，也不赞同将“五四”缩小为仅仅只是一场“新文学运动”。1950年，罗家伦发表《五四的真精神》，强调“五四”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五四”先进人士，像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样，“用科学态度和自由精神不仅重新考虑了主要的文学倾向……而且还彻底调查了政治和社会制度。”(11)在罗家伦看来，“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它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文学改革的现实要求，它绝对不能像台湾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定的那样，仅是一场反对卖国军阀的胜利，它应当被理解成为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全面觉醒的一次巨大努力。继罗家伦之后为“五四”辩护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殷海光原本被国民党视为在大陆时期的反共后起之秀理论家，但是在他随着溃败的国民党迁台后，却逐渐发现，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依旧不思悔改，反而将在大陆统治时期的“腐毒的政治因素，随着政治垃圾的大批入口，作用于台省每一个角落，使台省发生腐蚀现象。”(12)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致使殷海光开始与国民党当局疏远，此后便一面从政治与思想层面展开对国民党的尖锐批评，另一面则以自由主义者姿态，试图在台湾重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为此，殷海光晚年曾将自己称之为“五四后期的人物”(13)。1957年，殷海光发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他痛感在台湾“五四”“几乎被人忘记”，并且“五四”“这个日子居然成了不祥的记号。”(14)或许这是台湾在五六十年代谈“五四”而色变的奇异现象，但殷海光尖锐地指出，这一现象实质上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倒车的复古主义与现实权力二者互相导演之结果。”(15)复古主义“在情绪上厌恶五四”，以卫道士面目罗列“五四”罪状，认为“五四”提倡新文化，打倒固有文化，造成文化真空，导致国家大乱，而“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形成的新思想方式和新社会秩序，都不是复古主义者所堪闻堪问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所以，从情绪上和利害上他们要反对介绍科学与民主之始作俑者的五四运动。”(16)至于现实权力也同样“憎恶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心理状态既是反权威的，宜乎其为现实权力所憎恶。”(17)在这种困境之下，“五四的生机正在受着顽固后退势力的摧毁，正在受着某种力量的高压而不能抬头。”(18)由此，殷海光呼吁在台湾的“每个明智的知识分子都应毅然前趋，重整五四精神！”(19)至此之后，殷海光时常发表为“五四”辩护的文章，尤其每逢五四运动纪念日之际更是如此(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