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知识精英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闻黎明,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教授,云南 昆明 650092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因此,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推进,战后如何处置日本这一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荟集着大批知识精英的昆明地区的学术、教育、舆论界,站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战后处置日本的原则、民间赔偿、领土回收、改造日本政体等问题,提出不少颇有价值的意见。梳理70年前的这段历史,既可再现当年中国知识精英在重建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主要见解,亦有助于了解他们为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的努力。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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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8-0045-08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因此,当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自卫战争之后,特别是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曙光的时候,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便成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战时昆明地区学术、教育、舆论界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认识为例,以期展示中国知识精英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考轨迹。

      一 教育界对日军暴行的切身感受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昆明,既是中国的军事、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文化重镇。以教育机关而言,从平津、江浙、东南沿海迁徙来的便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当地的云南大学和后来成立的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可谓云集了大批学术大师和知识精英。

      万里迢迢迁徙到云南的教育机关,在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其中南开大学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受到日军的炮轰与焚烧。据不完全统计,南开的财产损失总额高达法币300万元,约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十分之一①。清华大学虽有未与日本开战的美国背景,却也未能逃脱劫难,大量图书、仪器被公然劫走。1943年9月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一份报告中说到学校的损失,按1937年物价计,为校户损失2438万余元,教职员私人财产损失99.4万余元②。北京大学虽免于摧毁,但亦被日本劫收,企图改造成培养傀儡的基地。

      北大、清华、南开于1937年南迁长沙,1938年复西迁昆明,为的是远离战火。然而,它们在昆明仍然遭到日军的大规模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遭到轰炸的地方硝烟弥漫,尸横遍地,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空袭不仅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还威胁到师生的生存。1940年9月30日的一次空袭中,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闻家驷、冯至三家人躲藏的防空洞前就落了一颗炸弹。冯至回忆说,当时“大人小孩都屏息无声,只听着飞机的声音在上边盘旋,最后抛下几枚炸弹,都好象落在防空洞附近。飞机的声音去远了,又经过较长时间,才解除警报。大家走出洞口,只见一颗炸弹正落在洞门前,没有爆炸”③。华罗庚教授的遇惊一事为人熟知,某次他躲藏的防空洞前中了一颗炸弹,洞顶落下的土把他一家都掩埋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抢救,才把他们挖出来④。1940年10月13日的空袭中,费孝通教授也差点全家遇难,只是炸弹落在邻居家,那家五口全被炸死,若是稍微偏一点,费孝通就丧命了⑤。

      和战争初期轰炸南开大学一样,日军对昆明的空袭,至少有两次专门针对教育机关。梅贻琦谈到1940年10月13日西南联大被炸的情况时说:是日“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计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处震坏”;“环学校四周,落弹甚多,故损毁特巨”;“清华办事处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弹”,办事处防空洞“全部震塌”,“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已身殉”⑥。1941年8月14日,27架日机再次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目标实施大轰炸,当时报纸曾以《摧残我高等学府,敌机炸西南联大,校舍、图书、仪器损失重大》为题做了专门报道。这次轰炸,投弹目标锁定西南联大,且有计划分三批进行,每批9架,间隔仅5分钟⑦。事后,西南联大在给教育部的代电中,报告了损失的数字,云:“本校新校舍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务出纳两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所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余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余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约62万元。”“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倒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此次倒毁房屋48间。上列两处房舍被震裂者共约190余间。”⑧

      日军对昆明的轰炸,虽在美国空军志愿队抵昆后有所收敛,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据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抗战八年中,日机派往云南执行轰炸与侦察任务的各类飞机共508批3599架,其中2556架轰炸机进行了598次轰炸,近一半针对昆明⑨。这些轰炸,目的是实施一种精神上的威慑和恐吓,并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只能加深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

      二 关于战后处置日本原则的认识

      日军对中国教育机关非理性的破坏与毁灭,只是侵略行径一个部分,它理应种下复仇的种子,但许多有识之士,却能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在战争进行一年多的1938年10月,发表过一篇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地势及土地都有资格成为比较兴荣、比较稳定的国家”,只是“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也缺乏持久的外交政策,“今日联甲,明日联乙,今日南进,明日北进,今日拥国联,明日反国联,其唯一不变的就是向亚洲大陆侵略”。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国家呢?钱端升从维护国际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进行三项工作,即:“一、摧破日本的武力;二、待日本人民以宽大;三、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日本如长为强而横,或虽弱而蓄心报复的国家,则我们的安全及和平便会长受威胁。”⑩钱端升在这里所说的三项工作,已初步涉及到战后处置日本的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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