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两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均未向对方宣战，外交关系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1938年初，日本召回了驻华大使，但仍留馆员处理残务。在日军占领地，七七事变前后关闭的领事馆渐次复开。此类领事馆，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已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驻外机构，而是日军在占领区的统制工具。相应，中国也召回了驻日大使，陆续关闭在日领事馆。但“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等傀儡政权建立后，又相继向日本派驻了使领。这样，中日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外交局面，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特例。拙文将以汪伪驻日大使馆档案(1943-1944年)和日本外事警察报告为核心资料，考察汪伪大使馆在日之活动，并从国内法及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其政治和法律地位。 一、大使馆的设立及其组织机构 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建立了近代外交关系。二十多年后，甲午战争爆发，两国关系断绝，《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恢复邦交，互派使节，又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关系，屡遭日本破坏，到1938年6月再次中断，但在法律上一直维系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在东京麻布区饭仓町6—14号，许世英为特命全权大使。大使馆下辖的领事机构，除日本本土外，还设于日本殖民地台湾及朝鲜，即：横滨、神户、台北、汉城4个总领事馆，①长崎、釜山、元山、新义州4个领事馆，以及大阪、名古屋、函馆、门司、镇南浦、仁川6个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驻日使领在困境之中一直坚持办公，但因日方宪警的百般阻挠，不得不陆续“暂停公务”，准备撤退回国。1938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命许世英回国述职，酌留馆员维持馆务，而各领馆应努力维持，团结侨民一致救国。次日，许世英照会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声明驻朝鲜领事馆一律停止办公，如有假借领事馆名义者，均为非法，自当无效。 1月16日，日本政府训令驻华大使川越回国，并电示驻外各大使，对国民政府停止交涉。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不解日本之真意，妄策抗战，内不察人民之涂炭，外不顾东亚全体之和平”，“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与日本真正提携之新兴政权成立与发展，与之调整两国国交，协力建设更生之新中国”。1月20日，许世英将馆务委托参事杨云竹代理，然后带领10名馆员，搭乘俄轮皇后号辗转归国。行前，他对新闻记者说：“余此次离日，心中充满忧虑。”当时“东京横滨之数百华侨，因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亦乘俄皇后号返国”。1月21日，《大公报》就许世英回国一事发表社评称：“这是东京政府强暴宣言的结果，它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是宣布断绝邦交，则我们中华民国的驻日大使自然要下旗归国。” 1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要领，声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且绝对不容许第三国出面调解。28日，川越大使依令离华返日。此后，日本宪警强迫国民政府驻朝鲜、台北及日本领馆易帜附逆，致该地领馆人员不得不闭馆返国。由于旅日华侨为数众多，短时期内难以全部撤退，大使馆余留人员在各地领馆关闭后，于艰难环境之中，力谋继续工作，期对华侨尽最后保护之责。但日方罔顾国际法义务，复行威胁领馆之故伎，“且不惜采取卑劣手段”，在5月19日及24日，“纵任数十浪人，冒充华侨代表，冲入使馆，肆行骚扰”，致馆员“无法自由执行职务”。6月11日，使馆将一切动产及不动产交由日本外务省保管，宣布正式关闭，杨云竹等馆员是日均启程返国。②这样，两国虽未正式宣战，但在事实上断绝了外交关系。 国民政府驻日使馆还未关闭之前，日本就在华北和华中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两个伪组织分别在东京、横滨、神户、长崎、函馆等地开设了“侨务办事处”，③“互派专员，以争媚于其主子”。按照日本政府规定，专员虽不享有外交官或领事官的特权，但可以非正式地与日本官宪接触，担任保护留日华侨任务。④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临时、维新两政府取消。4月1日，日本派阿部信行为特命全权大使，与汪伪商谈所谓建交问题。⑤经日本政府同意，汪伪8月1日在神户开设总领事馆，在长崎开设领事馆。⑥8月20日，汪伪行政院第21次会议通过《修正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草案》。⑦据此条例，伪外交部开始筹设驻日使馆。9月1日，汪伪在横滨开设总领事馆。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在南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议定书及附属秘密协定。同日，日本政府发表“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12月，汪伪废除函馆“侨务办事处”。之后，汪伪开始修缮原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馆舍，并提出“引渡”要求。12月24日，外务省、东京府及警视厅会同汪伪代表孙理甫(东京“侨务办事处”处长)办理交接手续。次年1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将大使馆移交汪伪政府。⑧ 关于大使人选问题，日本原希望由徐良充任。徐为天津中原公司总经理，与三菱、三井等素有勾结。日本又恐徐声誉不隆，遂与汪伪商量，决定先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褚民谊担任，徐则递升为“外交部”部长，之后再将褚换回。褚受任后，于2月5日到达东京，正式开馆。当时“馆舍油漆一新，室中陈设一新，人员阵容一新”。褚办公室右壁悬挂汪精卫肖像镜框，两侧有褚亲笔书写的对联：妙机其微俯拾即是，生气远出积健为雄。⑨大使馆职员有：正参事陈伯藩，副参事孙湜，一等秘书孙理甫，二等秘书耿善
，三等秘书涂超、陈谟如，随员王丙镛、徐义宗、杨元亮、潘禄，主事徐勉之等。10月，褚民谊复任“外交部”部长，由孙湜临时代理大使。11月11日，徐良正式接任大使。徐到任后，主要馆员更换为：参事孙湜，顾问谭觉真，一等秘书吴润、王缵祖，二等秘书耿善
，三等秘书冯禹、涂超，随从秘书马玉生，随员文亮、杨元亮，主事董志恺、鲍启庚等。⑩1943年5月，蔡培接任大使。据1944年统计，大使馆职员及杂役、家属共64人。(11)另有日籍雇员15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