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8-0127-11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先看一段报摘：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后，上海人年三十的傍晚，在新式里弄的几家合用厨房里，石库门民居煤球炉红火的灶披间中，放眼望去，端的是：冷盘中布置的是风干的酱肉、咸肉、白切肉、白斩鸡；砂锅中煮的是笋干或莓干菜红烧肉；铁锅煎的是黄鱼或带鱼；待下锅的热炒是，烤麸素鸡金针菇黑木耳花生米、黄芽菜与肉丝混炒的“烂糊肉丝”、清炒黄豆芽与油豆腐、家常豆腐加蒜加葱、雪里蕻咸菜炒冬笋……看官或问，这不早就是小康社会景物了？其实，那时沪人过年，准备“年货”费时要达月余。这“大鱼大肉”四字，肉要靠每人每月半斤数两肉票的攒积，鱼则分大户小户论条供应……① 再看一段刊摘： 据上海自行车厂一食堂采购员的女儿回忆：因为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厂革委会(“文革”时期单位权力机构的称谓)决定每月给他(指父亲)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② 最后看一段网摘：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③ 以上三段摘编皆对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言之凿凿，甚至列出切实的数据，使人毋庸置疑。藉此，笔者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作过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④，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他说： 在家我是老小。当时买菜做饭全是我。因“文革”时期当教授的父亲受到冲击，工资也减掉了。我们家就经常买一块猪肉切成片，肉片炒青菜，肉片炒卷心菜，既有荤又有素。我断定“文革”买肉不凭票。 多数人的记忆不仅构成强势，还可生成“话语霸权”。那么，比照个别人相悖的记忆，只能凭史实来说话了。为了求得对该问题的全面厘正，现将上海凭票证供应猪肉的情况排列如下： 1、1955年12月1日至24日，上海首次实行猪肉凭票供应。凡持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不分市区和郊区，一律按月定量，每人每月发放375克猪肉票，凭票买肉。后因生猪到货较多，当月24日起，不再凭票供应。前后历时23天。尽管时间很短，但开启了上海凭票供应猪肉的先例。 2、1957年1月1日至1964年5月31日，上海第二次实行凭票供应猪肉。市区居民每旬定量125克，元旦加量125克，春节加量625克。历时7年5个月。期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供应方法和定量年年不同，甚至月月变化，如1961年8-12月的每月下旬，全市不供应猪肉。 3、1976年7月16日至1979年10月，上海第三次实行按人定量、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按规定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2元(折合猪肉2.36市斤)。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1元；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50元。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75元；郊县农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元。春节加1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5元。1977年4月起，因商业部要求上海的猪肉供应定量标准应与北京、天津两市取齐，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公斤(去骨猪肉)；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0.75公斤；郊县农民定量为0.5公斤。本期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历时3年多。 4、1984年12月23日至1985年4月20日，上海第四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规定市区居民凭“上海市购物证”，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30元(折合统货猪肉1.5公斤)。此次供应办法历时4个月。 5、1987年11月21日至1992年5月，上海第五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市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凭“上海市副食品购买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元。回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凭“清真牛肉专用卡”每人每月供应牛肉5元。节日增加供应量。此次供应办法历时5年半。 综上所述，上海自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共五次采取凭票证供应猪肉的办法。第一、二次发生在“文革”运动爆发之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第四、五次则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再作进一步检索，可知第二次与第三次间隔中的“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⑤。就此，可以明确断论：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凭票证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它与“文革”发生的联接，就那么一鳞半爪的最后时段。只是这最后时段的演变很有咀嚼和解析的意味⑥。 二、三项持续性的保证 那么，上海“文革”前与“文革”后均实行凭票证供应猪肉，怎么“文革”中会是“敞开供应”呢？ 原因之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 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保证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资源调运和副食品供应，是一条重要的棋路。早在1958年，国务院即规定由商业部从各地区调剂生猪指标，供应北京、上海和辽宁，其余由省、区、市及协作区负责安排。自1963年起，商业部将生猪列为第二类商品。调往上海的生猪指标先由市专业公司上报商业部，由商业部在全国商业计划会议上统一平衡后，再下达分季、分省(区)调拨计划，具体则由产销双方衔接调运⑦。当时，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为主要调运地(上海派出人员设立固定联系点)，后扩展到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请看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