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英国最初希冀与日本在远东合作，对日本侵华予以纵容。但随着日本在华侵略由北向南的推进和不断摆脱九国公约束缚的努力，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损害，英日矛盾迅速激化。此后，英国对其远东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对日本交替使用妥协与遏制的策略，甚至于二者并行。国内学术界迄今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远东政策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对其与日妥协层面的强调。如徐蓝认为，1931年后英国在远东不仅未对中国抗战给予积极有效的支援，反而在对日绥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并在天津租界危机中达到顶峰。萨本仁、潘兴明也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一直推行对日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①这些研究对于英国远东政策的定位都过于笼统，忽视了不同阶段英国远东政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的研究，展现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双重性与演进，分析其变化的动因与实质及其对中国抗战的深远影响。 一、对华援助与不承认“东亚新秩序”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东亚新格局的步伐，公然挑战九国公约中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的总原则，排挤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远东的权益，英日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日本虽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却未能从根本上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中日战争的僵持燃起了英国借助中国抗战拖住日本的希望。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部分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日本的侵略必将受到其国内经济困难的阻碍。甚至此前一直主张对日妥协的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也对中国的抗战不再持完全悲观的态度。1939年初，他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或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崩溃的真正迹象。”②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后，美国表现出愿与英国合作的积极的姿态。近卫声明发表的当天，美国就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它将向日本抗议对长江流域的封锁，并邀请英国向日本提出同样的抗议。英国政府立即积极响应。 1938年11月7日，英、美、法三国驻东京大使同时向日本就长江自由航行问题提出了抗议，这是三国在远东的第一次实际性的联合行动。③不久，英国与美、法再次向东京发出内容相似的抗议，反对近卫发表的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建立“日满蒙”三方互助合作关系的声明。1939年1月14日，克莱琪代表英国政府向日方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称：“本国政府拟坚守九国公约之原则，单方面修改该约条款之行动碍难承认，……本国政府仅知远东局势，全由日本以违反九国公约之方式加以改变耳。”④这一照会反映了英国对日强硬的立场，“其态度之严正，为英国外交文件中所仅见。”⑤1月20日，英国主导下的国联也做出决定，要求各成员国为采取有效措施援助中国进行协商。⑥此为国联第一次做出明确要求援华的决议。⑦ 同时，英国一直踌躇不前的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也有了积极的进展。卡尔于1938年11月7日向本国政府发出警告说，“英国在中国的地位正迅速地流逝”。而造成这一形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政府的优柔寡断”，他强调“是给予中国人实质性援助的时候了。”⑧虽然克莱琪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英国的东亚政策应该基于欧洲局势的发展和帝国的防御能力的考虑之上。但外交部多数官员倾向于卡尔的意见。⑨12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援助中国，给予中国一笔50万英镑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滇湎公路所需的卡车，并表示将进一步对华贷款。⑩此次贷款数额不大，却是英国迈出的对华援助之第一步。中国方面亦将此视为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2月，滇缅公路竣工交付使用。1939年春，每个月大约有1千吨紧急物资经由这条公路运入中国。截止到1939年4月，大约有3万吨战略物资运入中国。(11)随后，英国又决定为稳定中国的货币提供一笔贷款，当时英国希望与美国协同行动，但是美国拒绝参加。1939年1月18日，张伯伦改变了他一直死守的英国只有与美国合作才能行动的想法。3月8日，对中国法币支持的计划公诸于世，由两家英国银行向中国提供5百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由财政部担保弥补这一计划给两家银行带来的损失。(12) 日本对英国积极援华、道义谴责日本的态度极为不满。同时，日本的侵略使其与英国在租界的矛盾迅速发展，国际租界的存在已然成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巨大障碍。于是，1939年，日本几乎同时对上海、鼓浪屿国际租界和天津英租界发起进攻。日本对上海和鼓浪屿国际租界的进攻，由于英美法的一致行动而频频受挫。因此，日本认识到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对英美分化瓦解，找到突破口。日本遂将目光聚焦到天津英租界。这里地处华北，是日本首先要纳入“新秩序”合作范围的区域，同时，这里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华北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不仅如此，这里还一直使用中国官方货币——法币，并存有相当多的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此，日本对天津英租界有势在必得之决心。天津租界危机的大幕由此拉开。 二、对日本侵略的承认和对华援助的缓慢进行 英日关于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现端倪。9月底，英租界当局根据日本军事当局建议，逮捕了一名据称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苏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当局将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却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人将租界作为反日活动的基地，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而英国政府内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苏清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克莱琪和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米森认为，“如果苏清武被证明有罪，就应该交出他”。(13)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远东司的大多数成员却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压是其‘新秩序’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政策旨在把英国在华势力及利益完全排挤出去。因此，英国方面应当对此持强硬态度。”(14)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卡尔的意见，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