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4-0070-12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开始的优先目标，是解决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农村经营机制的问题，即冲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机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改革取得了实际性突破。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它还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宏观机制，即市场经济机制问题。在农村改革第一步取得一定成效后，必然要求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变革农村的产业结构，取消实施已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村发展体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研究相当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成果，而对农村改革第二阶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由于农村改革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并且这项制度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关联，故经历了较大的曲折和反复，改革难度较大。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基础上，对农村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曲折性与反复性，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矢志改革的坚定决心、追求国强民富的信心及冷静处理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能力。 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范围内的政策调整 1953年开始实施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困难，保证国家掌握物资资源进而加快工业化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该制度的实施，既稳定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又切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以加速对其改造；既保障了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原料的供应，又保障了农业剩余产品大量向工业转移的实现，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①。 但统购统销制度的长期实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它不仅使工农产业价值交换和流转关系失衡，农业剩余产品向工业转移，削弱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这种限制农村集贸市场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致使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的封闭体系。由于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低工资和食品低价供应制度，不得不实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故这种购销体制进而发展成新的城市公民福利制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这项制度长期施用于和平时期，政府对农产品实行全面垄断，从而使这种购销体制演变成一种很难改变的、带有刚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这样一来，就把利益刚性变成制度刚性，因为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加上越往后制度刚性的约束越强，为后来的制度改革增加了难度。这种购销体制，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配套的，但却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矛盾。所以，要创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就必须改变这种统购统销政策，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对此，长期负责农村政策制定的杜润生指出：“过去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搞产品供给、实物分配，实际上是一种产品经济。这种制度在产品短缺时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许多弊端。农民生产多少由国家收买多少，国家收到多少就分配多少，两方面都与市场消费需求脱节，一切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行为如何。这种做法持续下去，会使经济运转日趋僵化。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恢复商品经济的运转势在必行，这是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第二个大变革。”② 统购统销政策的最初改革，是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从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打开突破口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基本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本质是以最直接的经济手段满足农民的物质利益要求，通过价格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该文件对农村流通领域的限制开始放宽，政策有所松动。它规定“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承认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合法性，给予农民一定的流通自由。它还规定：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以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③。但此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并没有动摇，而是仍然坚持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粮食购销还要抓紧》的社论，坚持认为“只能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征购、销售、调拨、库存‘四统一’的管理制度，而不能在国家政策和计划以外随意开支粮食。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并强调“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不能削弱，还必须进一步加强。一些地区借口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借口发挥地方积极性，违反统购统销政策和‘四统一’管理制度的做法是错误的。”④故农民经商仍是禁区，统派购之外的农产品只能在当地集贸市场上有限流通。 同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加强领导做好粮食工作》社论，重申“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以及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征购、销售、调拨、库存‘四统一’的管理制度，不仅不能削弱，还必须加强。”但也在政策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在完成粮食统购任务的情况下，开放粮食集市贸易，适当开展粮食议购议销，对于活跃市场，互通有无，调剂品种，改善群众生活，能起好的作用，要坚持这样做。”⑤这是在继续坚持统购派购体制的前提下，在政策上所作的有限松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政策松动，是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已经看到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弊端，认为这个政策不利于搞活市场，公开提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把市场搞活，实行统购统销，对搞活市场不利”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