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

      从山庄的电视上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突然意识到使用暴力显然是落后于时代的行为。

      ——坂口弘

      一、引言：“文革”对日本的意义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由于信息还未遭到完全封锁，所以在日本，人们也可以获得相关的消息。但是由于形势复杂，充满了许多难以预知的谜题，因此在同时代日本人的眼中，“文革”可以说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件。这一时期，文学工作者、艺术家们被当作反右派斗争的批判对象受到打压，而能够获得公演机会或出版许可的，则仅仅限定于那些具有革命性质的样板戏或文学作品。对于新的创作而言，这段时期则完全充满空白。对于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的各界友人和评论家而言，中日双方之间直接往来的机会急剧减少，中国方面的对日工作组也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失去了工作舞台，一度造成只有周恩来一人负责外交事务的“停业”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成为日本评论界主要论题的“日中复交论”，也陷入了无事可论的失控状态。

      

      日本每日新闻社于1966年10月刊载独家报道：“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中国文化大革命’全记录”(马场公彦 提供)

      即便如此，对于日本评论界而言，“文化大革命”也标志着另外一次“中国论”盛行时期的到来，引发了日本评论界的一场大讨论。评论家们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评论界的气象为之一新。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怎样的脉络展开的？具体由哪些人、对于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报道的？为什么“文革”会对日本的评论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的评论界对于“文革”的哪些内容反应特别敏感？日本的“‘文革’论”是如何分类的？其内容与杂志的性质、评论家的个人经历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文革”对于日本的战后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到日本之后，为什么在中国的论点与在日本的论点之间会有偏差出现？发生在中国的“文革”运动与受到“文革”影响后发生在日本的反体制运动之间为什么会有时差出现？以上的种种都是本论文试图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于1976年10月被依法逮捕和审判，主谋者被判刑。在1981年6月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定性为“长期极左的重大错误”而受到完全否定。日本的评论界也接受了中国方面对“文革”的这一定性。之前对“文革”持支持、赞美态度的日本评论家也因为犯了错误，或遭到批判，或不得不保持沉默。因此，我们研究“文革”，就更非出于后世的评价或后发的智慧，而应该以同时代的资料、同时代的言论为依据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本论文的定位，并非是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当时综合性杂志上刊登的评论文章的分析，具体论证“文革”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二、“文革”的要因论

      1966年美军发动的轰炸北越的军事行动激化了越南战争，而中国业已成功地试爆了核武器，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称作“中美对决之年”。在这样的情势下，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来，被迫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同时，知识分子要求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作为主要敌人，于1964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意在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两个中间地带论”，但是所依赖的“第一地带”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却并不支持中国的呼吁，反而有逆中国而动的举动。

      日本的“文革”大戏就是在如何回避“中美对决”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课题背景下拉开序幕的。最初，在1965年9月的《潮》上刊登了题为《如何回避美中战争》的特辑文章。武者小路公秀的《应对美中对决之策》(《潮》1965年11月)，《封锁中国的“国家观念”》(《朝日通讯》1966年3月13日)，若泉敬的《中国的核武器与日本的安全保障》(《中央公论》1966年2月)，铃木显介、泉鸿之、中岛宏、齐田一路、林雄一郎的《中国参战的条件》(《中央公论》1966年3月)，入江昭的《美中对决和变化的可能性》(《中央公论》1966年4月)，杉江弘的《美国的中国观和对中政策——复苏和新的展开》(《世界》1966年5月)，林三郎的《海洋国家日本的亚洲政策》(《自由》1966年10月)等文章，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围绕越南战争和核武器的变化探讨美国对中政策(加强封锁或寻求和解)，论述美中日三国关系的未来走势，为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提出建议。

      与上述文章的论调不同，加藤周一在《关于现代中国的简单疑问》(《展望》1966年2月)一文中指出“虽然并没有史实依据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是主张扩张主义和好战的，但是美国却以此为前提提出封锁中国等各项政策”，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提出疑问。另外，还有今日出海、大森实所写的《对谈——中国和北越的决心》(《潮》1965年12月)，曾到中国考察的今日出海和到北越进行实地采访过的大森实，认为轰炸北越其实是美国封锁中国战略的一环，批评美国对亚洲缺乏必要的了解，呼吁美国反省和从越南战争中自制。

      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的观点出发，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确定对中政策的方向性，一直是右派性质的杂志经常采用的立场。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自由》、《中央公论》上，该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1966年3月的《自由》上刊登了题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辑文章；1月的《中央公论》上刊登了题为《对现代中国的彻底解析》的特辑文章；此外，1966年8月在左派性质的《现代之眼》上也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威胁何在》的特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