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3-0089-12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大学校长(特别是国立大学)的人选确定和更迭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或“学术”问题，其中牵扯了许多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大学校长问题已有相当的专题性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段中各类大学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多层次面相。①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和江苏医科大学等其他八所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次年2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5月，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从南京内迁重庆，在教育体制上保持了学校的稳定。与清华、北大(包括西南联大)和一些教会大学相比，学界对中央大学史的关注较为“静默”。在既存研究的一般认知中，1927年由东南大学“改造”成的中央大学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关系最紧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党办”大学。②这从“党国”控制与渗透的角度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时代语境中“国立”、“党化”和“中央化”等问题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其间校长的四次更迭成为学校内最为显著的不稳定表征。其实，校长的频繁更迭一直以来是困扰中央大学的难题，到战时更为凸显。1941年8月，长校十年的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先后担任中大校长，但任期都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且校长轮替都与校内外的风潮有很大的关系。而同时期由“易长”引发学校的风潮，实则也是当时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将细致梳理战时中央大学校长更替的过程，并从中探析“易长”过程中“党国”与校园内部政治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试图揭示战时后方大学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一 “经费”、“纪纲”与罗家伦的离职 从1932年直至1941年，罗家伦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长达十年，是民国历史上在同一所国立大学中连续担任校长年份最长的校长之一。然罗家伦晚景颇为“凄凉”，而且当时和后世对他在中大校长任内的评价也一直毁誉参半，久无定论。这或与他施政和辞职过程中的种种“隐情”有关，从中亦透出国民党内政争在国立大学的映射效应。 萧胜文在其论文中称罗家伦在抗战时期曾三次提出辞呈，但没有明确说明罗家伦第一次提出辞呈的时间。③通过对已刊和未刊文集、函札和档案的检视，可以确定，中央大学内迁之后罗家伦向蒋介石第一次提出辞去校长的时间是1939年2月。④ 罗家伦于1939年1月29日出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第七次会议，在讨论教育组审查委员会所提对于教育报告之决议案时，受到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指责。罗家伦称：“我们不怕共产党在陕北办什么抗日大学，只怕我们自己的学校没有科学设备来培养青年，所以充实学校的图书仪器等等的设备，是防止青年走向共产党的好办法。”罗家伦希望将这一点列入报告之中，其中的焦点就是高等教育经费问题。随后，孔祥熙对罗家伦的发言予以反驳：“中央大学每年经费在一百万元以上，现时中大的学生只有三分之一，中央处此财政困难之际，并不核减，这是鉴于中央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担负为国家培育青年的责任，故不惜以巨额经费，以资济困。”发言完毕，吴稚晖立即表示，孔氏所说的恐怕有一些误会，做了些补充解释。孔氏也立即澄清道：“刚才我所说的话，并非有意攻击别人，因自抗战以来，一般人士甚或同志中也有不明真象，以为财政当局剋减教育经费，常有责难，所以顺便说明一下。”⑤虽然吴稚晖试图为罗家伦和孔祥熙在会上的争执打圆场，孔本人最后也转移了话锋，但罗家伦并未因此改变自己对于财政部的态度。三天后，罗氏便因此事直接上书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请辞中大校长。罗家伦在信中对于孔祥熙的指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深感此后无法负责，敬乞钧座另简贤能，并请派公正人员彻查，以明真相。”⑥ 在五中全会上关于高等教育经费争执的两造中，不管谁的“说法”更符情理，至少罗家伦对战时教育经费的论说触及了当时教育发展的症结。抗战时期由于其他经费来源紧缩或停止，相形之下，政府的教育经费对于公私立大专院校的运作就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公立院校更以政府年度预算为唯一可靠的财源。然而，七七事变发生后，高等教育经费立即被删减30％。到了1937年底，经费删减幅度进一步扩大，与战前相比，约删减60％，经费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⑦具体到中央大学，虽然其在全国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分配上居领先地位，但仍和全国其他的高等院校一样，时时面临着经费危机。 罗家伦在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提案，说明他能凭借在党内的地位为高等教育和中央大学争一个“发言”的机会。但国民党的中央全会最终还是无法解决此类问题，罗家伦本人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个人身上。这种因具体问题而显现的大学与“国家”的微妙关系，恰可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治中党政关系及个人权威的一个侧面，即罗家伦深度介入国民党高层政治之中，但也未能真正带给其领导的中央大学以更多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