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甲寅》月刊等，是五四运动前后具有重要影响的政论杂志或副刊，学术界历来很重视，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都有专文评介，其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也多有涉及。①但是，至今还有一些重要撰稿人的身份未弄清楚；有的只知其笔名，不知道真实姓名。笔者考辨了若干位撰稿人的相关线索与真实姓名，供研究者参考。 一、《每周评论》：“明生”即陶孟和 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6卷5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引用《每周评论》第33号上“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的材料。②长期以来，学术界以该篇“明生通讯”发表的时间——1919年8月3日为根据，来判断和确定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一文撰写与发表的时间。③但是，对于“明生”究竟是何人，以及“明生”与李大钊和《每周评论》之间的关系，则从未见有人探究。笔者多方考辨，终于弄清“明生”即为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④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发行，至1919年9月31日被北洋政府封禁为止，共出版37号(期)。而署名“明生”撰写的《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在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首次刊登，一直连载到《每周评论》第34号为止，可见该刊主编对“明生”所撰通讯的重视。因此，这个“欧游记者”，不是一般的报社记者，而是陈独秀、李大钊“特约”的，其身份也应是与陈独秀、李大钊及《新青年》关系密切之人，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北京大学的教员。查1918年至1920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等资料，可知1918年底到1919年初，北京大学派往欧洲考察教育的学者为理科学长夏元瑮和政治学系主任陶孟和两人。据相关资料，夏元瑮1919年1月离京出发，陶孟和1919年3月离京出发；⑤夏是物理学家，陶是社会学家；夏尽管也发表一些政治问题评论，⑥但从未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陶孟和则在《新青年》发表过大量评论文章，⑦与陈独秀、李大钊及《新青年》关系较为密切。考虑到他们出发时间的早晚和两人所研究学科的不同，以及两人与《新青年》的关系之亲疏，“明生”为陶孟和的可能性显然较大。 首先，陶孟和的考察行程与“明生”的“通讯”行程基本重合。从“明生”的“特别通讯”可以看出，“明生”从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山东、南京，到上海。⑧然后从上海坐船，先到日本。3月17日离开日本，再到美国。而在美国，首先到达的是檀香山。离开美国后，又到了英国。⑨后来，因为《每周评论》被查封，“特别通讯”未能续刊，但从前面的通讯中，已经知道他的目的地是法国。⑩ 陶孟和也是从上海出发。3月12日到日本神户，在东京等地考察了日本的普通教育、女子教育、高等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拜访了当时正在日本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11)3月17日，他离开日本，途经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考察了当地的华侨社会及华侨教育，于4月2日到达美国本土。在美国，他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与北京大学及中国其他地方和机构派出的留美学生丁绪宝、颜任光、雷沛鸿等进行了交流。(12)然后，他从美国又到了英国。在英国考察后，最后于5月到达法国。(13)可见，陶孟和的行程与“明生”的行程基本重合。 其次，将“明生”所撰“特别通讯”的某些内容和陶孟和提供的教育考察报告的内容相比较，二者的相似或一致之处甚多。 “明生”的《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在通讯之十八《檀香山之日侨》、十九《檀香山之华侨》、二十《美洲之华侨》等通讯中，简略记述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日侨状况、华侨社会与华侨教育的状况，指出当地社会中的日本侨民势力庞大，日侨与夏威夷未来发展的关系甚大。(14)而在陶履恭和郭秉文联合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的《调查教育报告》中，则以《檀香山教育概况》为题，对夏威夷的教育机构、教育规模和教育设施、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以及华侨的教育和日侨的教育等，举凡檀香山教育的方方面面，均详细进行了考察和记录，并且也提出当地日侨的私立学校与夏威夷当局的教育方针多不相符，有碍当地发展。(15)这种见解，与“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中的议论极为相似，可互为补充。 更有力的证据是，在1919年8月1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4号上，刊载了“明生”的通讯《牛津之“新潮”》。而同年10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1号署名志希的《欢迎我们的兄弟：“牛津大学的新潮”》一文，明确指出，陶孟和的一封来信谈到“牛津大学的新潮”。(16)该文中所引陶孟和信中的一段话，与《每周评论》第34号所刊“明生”的通讯《牛津之“新潮”》一字不差，完全一致。(17)可见“明生”即陶孟和。 二、《晨报副刊》：“去闇”即李大钊 《晨报》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曾因其副刊而享誉舆论界。1916年，李大钊曾任《晨报》前身《晨钟》报的编辑部主任，后因政见不同而辞职。(18)从1919年2月7日起，李大钊又开始为《晨报》撰稿。(19)因为李大钊与《晨报》有这样的渊源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晨报副刊》于1919年2月7日改版，是在李大钊指导或协助下进行的。(20)但近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这一观点尽管流传甚广，却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1)笔者对此也进行了考索，从“去闇”这一笔名入手，逐步弄清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