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讲座教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蒋介石日记所展示的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等问题上的举措,引起蒋的严重不满。蒋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中国将与其争夺亚洲领导权。开罗会议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但蒋对此次会议远不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中国对会议的准备及会议中的会晤采取了低姿态。史迪威事件中,中国内政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孙科被蒋视为美国中意的目标。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之间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稍有风吹草动,不信任感便会冒出头来。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11 期

字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国,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支持和提携的身影,中美由此建立了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对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①然而,在中美成为亲密盟友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以往人们的认识。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本文不拟赘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貌,而试图从蒋介石所思所想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中美间的实际信任度,考察蒋介石对美国信任感的逐渐流失。

      一、不满与猜忌的产生

      1944年,由于美国压迫中国出动远征军及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中美之间发生了较大冲突。而在此之前,从促成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行列领衔签署26国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坚持中国列名莫斯科宣言,到邀请中国参加开罗峰会,美国对中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因此,一般认为,从珍珠港事件到1943年开罗会议时,尽管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无疑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好时期。这一结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细读蒋介石日记,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愉快合作的外表下,在那些洋溢着感谢之词的报刊文章及政府间文电的背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及猜忌早已产生,其程度亦颇令人吃惊。这些不满构成了日后中美冲突的基础。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上对中国的轻视,是蒋介石不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这一不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产生。蒋介石起初对盟国将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英美目前在远东遇挫,“但在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事最后结果言,必可因此转祸为福,以英美此后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②。所谓“转祸为福”,即是蒋以常理推论,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的美国,将会集重兵于太平洋,力求首先击败日本。然而,蒋介石不久便发现,美国并不愿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兵力。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租借物资分配及联合参谋长会议组成等问题上的举措,均不如中国此前所想象。尽管美国是因受到日本的攻击而参战的,但仍把德国作为应最先被击败的敌人,奉行欧洲优先的战略;中国所获得的物资援助远远低于美国给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所呼吁成立的盟国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实际上起着盟军参谋部的作用,中国则被排除于联合参谋长会议之外。

      在战争爆发的当月,即1941年12月,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对美英的不满。时应蒋介石的要求,中、美、英三国将领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但此次会议上,英美并未接受中方有关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无意在远东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会议,蒋在日记中记曰:“三国军事会议中,可说受尽英美代表对我之轻侮。”③一周后,蒋又写道:“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蔑,而以严正应之,不稍委屈,亦未有如本周之甚也。”④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⑤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⑥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中国受到英美的轻视,在1942年1月的反省录中指出,“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而惟其美英两国有关之战事乃有联合参部之组织,对于我国则摒诸列外,此于英美有何利益。即其期居领导地位,亦不能令我在组织之外也。”蒋介石猜测,可能是因为俄国不愿加入联合参谋组织,不愿受英美的领导,故英美也将中国排除于联合参谋组织之外,以此示好俄国,而待俄国愿意加入时,则再邀中国加入。蒋表示,“如此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质问”。⑦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将全球战争分为俄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地中海和中东战区、欧洲战区这四大战区,表示尽管“不同的人迫切要求我们把兵力集中在这四个地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但“我们不会忽视这四大战区里的任何一个”。⑧罗斯福讲话中未提及中国战区(也许已将其包括在太平洋战区中,但其讲话中论述的皆是海洋作战)。蒋在日记中叹曰:“本日见罗斯福炉边播音,惟未提及中国战区,是其不加重视我中国更显然矣。”⑨

      蒋介石一直认为,美国战略受英国影响太大,英国在外交上老谋深算,而美国则毫无心机,欧洲优先的战略便是英国牵着美国走。有关英美关系的此类论断,蒋日记中屡见不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于1942年1月间访美。蒋在日记中分析说,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便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⑩。一年之后,蒋仍是如此认识。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得此信息后,蒋介石写道,“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1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