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初，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反帝争民主的“五·四”运动余威中，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运动之初，纵然“许多人认为这场运动非常荒谬、太过原始、太不爱国亦不切实际，因此毋庸关注良多”①，但是诸多人士仍然对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因素产生了恐惧。例如，1922年4月2日发表的非宗教大同盟表明其立场的“东电”就强调：“有意挑拨的话，又说我们非宗教运动的人，好像是有些过激党，这也是动人片时的疑想。这又大错了。我们要很诚恳的对他们说道，我们的非宗教，就只为以科学胜宗教，毫无别的作用，讲社会问题的，是另一回事，与这同盟无干。”②再如，1922年5位反对“非基”运动的北大教授之一的钱玄同在其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列宁”一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忧，他说：“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直觉害怕，因为这……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所能治，非请神禹不可的了。”③而张钦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积极从事攻击基督教及其事业的团体，表面上自然是‘非宗教大同盟’，但在它背后，自然有许多团体，最显著者有三：其一为共产党，其二为国民党，其三为国家主义团体”④。 这样，无论是“非基”运动的参与方否认“过激党”参与运动还是钱玄同等反对“非基”运动的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列宁”参与了运动，都引出了一段公案：成立未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参与、甚至组织领导了1922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 关于中共是否参与领导1922年的“非基”运动，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半个多世纪来已经就这个问题形成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生的中共无论是组织能力、组织机构，还是组织力量都没有达致领导组织“非基”运动的地步，因此，只能说中共参与了“非基”运动，而不能说中共组织、领导了这场运动。例如，瓦格(Paul A.Varg)在1958年指出：1922年“非基”开始时，民族主义的反基督教改革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更为广泛的支持。共产党加入了这场改革运动，为之提供了新的口号⑤。1971年，研究中国教会史和“非基”运动最为著名的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Lutz)撰文指出：“很明显，在1922年的“非基”中，一些与共产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组织和人士起了突出的作用。是否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蓄意发动这场运动以扩大初生的党的影响，这仍是一个疑问。”⑥在1988年的专著中，她指出：“由于非基督教运动从未发展起提供其分支机构的纪律或策略，因此，该运动缺乏一个载体性运动以提供持续和组织。……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尚未准备提供指导和组织。”⑦1989年，四川大学赵清递交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中指出：“从现有材料看，参加发起的有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国民党人蔡元培、汪精卫等；但认为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组织领导的都证据不足。”⑧1994年，杨天宏指出，“政党的作用早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在陈述1922年的运动时，却不能夸大了政党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难以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⑨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场反基督教运动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但是经过政党的推动才发展壮大。例如，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和山本澄子夫妇在谈到中共与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关系时，认为“1920年代初期共产党之运动尚无力量可言时，其在反基督教运动中扮演着被忽视的角色，特别是在早期。然而事实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中共是否居于领导地位，他们认为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是有组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直接领导的运动，再由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党派加以助长。”⑩这种观点的核心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共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虽然没有居于领导组织地位，但是起了“推动”这样一种重要角色。台湾学者叶仁昌亦在其博士论文《五四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一书中认为：1922年“这一波的反教风暴，几乎是在学生与共产党结合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1922-1923年期间，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许多群众运动，如‘民国裁军运动大联盟’、‘女权运动大同盟’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过是其中之一类”。“此次的反教，固然共产党扮演重要的角色，却仍有许多与政党毫无牵涉的参与者。……总括来说，共产党的发动参与固为事实，然而整个发展与回应又非共产党可涵盖。”(11)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例如，留美华人叶嘉炽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将特别指出学生与两个革命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指明这两个政党在这场反基督教运动扮演的重要角色。”具体而言，“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的发起时明显扮演了领导角色。”(12)再如，1993年，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撰文指出，1922年和1925年的两次反基督教运动“都有遵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共产党人参加和领导。”(13)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也认为：“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发起和组织了这场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进行宣传，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的罪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配合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综合上述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三种主要观点，即“参与说、推动说和领导说”，其共同点是学者们都认为中共参与了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然而，即使中共参与1922年“非基”运动为目前学术界一个公认得结论，学者们所能依据的证据也不多，所依赖的材料最为重要的有三份，即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的“1922年3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15)这一条信息；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于1922年3月份刊发的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特刊以及叶嘉炽先生首先引用的刊登于《中国画刊评论》(China Illustrated Review)上的一则材料，即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俄国驻华大使馆所获俄方文件《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中明确记载：“(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领导进行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