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72-08 关于中共一大具体参会人员问题，我国学界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一共15人参加了中共一大，其中13名中国人，两名外国人。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①一大参加者包惠僧本人在1979年6月写过一份材料确认参加一大的“共13名代表；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②。本文的写作意在对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之一的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进行考证，因为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这个尼科尔斯基的情况或者一字不提，或者以讹传讹，更遑论对其真实身份的考证了。比如萧超然、沙健孙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稿》一书就指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③，而只字未提尼科尔斯基。一些教材或党的文献在介绍一大参加者时也仅限于提一下尼科尔斯基的名字，而对此人的具体情况则一字不提。 我国最早提及尼科尔斯基身份的可能是包惠僧，包氏在《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这样描述了尼科尔斯基：“加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到会的共十五个人”，“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其任务。他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④。这里，他对“李克诺斯基”这个人的身份未作直接说明。在1979年6月的一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提及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份：“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共15个人”⑤。这里明确指出了“尼科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包惠僧在上述文章以及回忆材料中所提及的“李克诺斯基”和“尼科斯基”是同一个人，即中共一大参加者尼科尔斯基，只是中文译名有异。 另一位比较早也稍稍详细地提及尼科尔斯基的是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张国焘。他在1971年堪萨斯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尼科尔斯基，我国大陆在1980年出版了张国焘的这部《我的回忆》。在该书第一册，张国焘提到为筹备中共一大而最先抵达上海的他通过李达的介绍了解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⑥。在该书第一册第172页，张国焘再次提及尼科尔斯基，因为1921年10月中旬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准备去苏俄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陈独秀让他“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张国焘对这个人的感受是：“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⑦张国焘对俄国人的姓名记得不够准确，总是将尼科尔斯基称做“尼科罗夫斯基”。 从上述两位一大参加者的回忆材料来看，包惠僧认为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科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此后20年间我国政界和学界再没有人提及尼科尔斯基的其他什么新身份了，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和党的文献或者干脆不提尼科尔斯基这个人，即便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称其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的代表”，而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政界和学界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很长时期，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对尼科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多年以来一直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人物，当包惠僧用笔名“栖梧老人”在中国杂志《新观察》1957年第1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指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斯基”之后，A.И.卡尔图诺娃博士在当时苏联的一份杂志《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1971年第2期上看到了包惠僧的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文。A.И.卡尔图诺娃博士认为，自从有了包惠僧关于尼科尔斯基身份的上述说法之后，“这种说法就一再地被从一篇文章转引到另一篇文章，从一本书转引到另一本书”，而“关于尼科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则一如既往没有任何重要的详细资料”⑧。A.И.卡尔图诺娃博士之所以称“一如既往没有任何重要的详细资料”，乃是因为她很早开始关注尼科尔斯基这个中苏关系史中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她本人则主要是从事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关系研究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开始跑各个档案馆，希冀能够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档案材料以及历史文献中发现有关尼科尔斯基的哪怕是很细微的材料。通过努力她找寻到了一些关于尼科尔斯基的并不重要的间接材料，并用这些材料写成论文先后发表在俄文杂志《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和1983年莫斯科出版的《1925-1927年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问题的政策》一书中。 她的上述成果还是未能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的真实身份，这不仅反映在上述她的文章和出版物中，而且还反映在她为一些档案材料所作的注释中。她在为一份档案材料，即“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作注释的时候指出：“李克诺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进行工会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李克诺斯基的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按历史文献的习惯说法，他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显然，李克诺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这一点也被马林的报告所证实……显然，作为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李克诺斯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这种情况在20年代初并不是罕见的。在某些时候，Г.维经斯基和马林也是既负有共产国际的使命，同时又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可能李克诺斯基的姓不是真实的，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某个工作人员的笔名。看来，苏联的历史学家经过对问题的查证，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⑨至此，除了可以确认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时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之外，对于尼科尔斯基的身份，A.И.卡尔图诺娃博士仍然“不能确定”，并相信“会在最近的将来弄清李克诺斯基的真实身份”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