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出征。7月27日离开广州，经韶关、郴州、衡阳等地，8月11日进驻长沙，27日，离长沙入湖北，9月19日，又从湖南东进江西，11月9日，始进入南昌，其后设总司令部于江西数月，在前线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因北伐所经之地必然遇到的如何对待外侨、外国使节、外国公司、教堂、外国租界等问题，开始具体地介入对外事务，思考有关外交问题，对重大外交事务与外交交涉发表意见。关于蒋介石北伐期间与外交有关的问题，如与列强的关系、对日态度等，过去虽有一些论著涉及，①但系统梳理的文章所见似还不多。这是笔者选取此题加以讨论的一个原因。 一、“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 在1926年7月9日的就职宣言等书告中，蒋介石宣称，革命战争的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②这还是此时期流行的一般性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看不出有何个性与特色，也缺乏具体的政策宣示。但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蒋的态度和立场就开始明确起来，因在新占领的城市和区域，如何对待其中的外国人、外国公司、教堂、外国舰船等，是一个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问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便各路官兵有章可循。8月17日在长沙，蒋介石“晚，开外交委员会，至十一时散”③。此会还有那些与会者？所议何事？年谱作者未录，但三天后的8月20日，蒋即在长沙发表了对外宣言与对全体将士的训令，申述对外策略，估计便与这次外交委员会的讨论有关。该宣言表示：“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此则不得不于战前伸明，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一切均取舍于其对国民革命的立场：“其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者，中正爱之敬之；如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中正攘之辟之。”④同日，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沙训令全体将士，申述对外策略，训令称：“吾党起而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不但帝国主义国家中之多数痛苦民众，为吾国同胞吾党同志之好友，吾人应诚意待之；即侨居吾国之教徒、商贩，凡非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吾人亦应加以爱护，一视同仁。”⑤ 8月23日，蒋发表《告全国民众促实现必须条件书》，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其关于内政外交改革的33条基本主张，其中对外部分7条，依次为：(1)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求中国国际地位上之平等；(2)撤退外国驻在中国内地之海陆军；(3)撤销领事裁判权；(4)收回租界；(5)收回关税自主权；(6)取缔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7)严定外国非得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中国自由设置产业，创立银行，发行纸币。⑥这包含了近代以来中国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控制、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主张，也是孙中山去世前一直坚持的内容。⑦ 可能因为北伐出动后，引起一些外侨的骚动，并反映到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8月25日，外交部长陈友仁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保护外侨问题。9月3日，蒋复电陈友仁称：“万急。广州外交部陈部长勋鉴：有电敬悉。关于保护外侨一层，已经通令各军遵照，对于外人设立之教堂及学校等，尤禁各军不得占住妨碍，请转达知照。”⑧陈虽是大革命时期“革命外交”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其态度和手段还是理性而平和的，“革命外交”的重心还是“外交”，遵循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并非逸出常轨的自由行动。⑨ 蒋介石对于外交部门从国际惯例出发提出的有关建议还是尊重的，一些维护在华外国人合法权益、维持正常外交礼仪的命令，就是根据他们所请发出的。9月23日，他致电虎门、黄埔守将王萼、方鼎英告知：“顷接外交部漾电称：‘驻北京美国公使麦加利敬日乘省港轮抵粤，依国际惯例外使有优待之礼文，所携各物，有免税之权利，其随行人员，亦一律加以礼貌；此次麦使进出虎门等海口，对于该使以其随员与前往迎接之船只，务请免除一切检查，以重邦交。’等语。合亟电饬遵照办理。”⑩10月12日，因在岳阳的北伐军屯驻教会事，引致美国领事抗议，蒋致电驻长沙的第8军参谋长张翼鹏，令即查明并“转饬该部队迅即迁让为荷。”(11) 关于外国军舰驶入北伐军作战区域的问题，蒋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最初态度较为强硬，下令以武力禁止，其后亦接受了外交部的建议，同意在查明国籍后放行。9月9日，蒋电复岳州驻军团长罗树甲称：“现值戒严时期，对于汉口、岳州间水面交通，业经宣布封锁，无论何国军舰轮船，一律禁止入口。比电罗交涉员转知各国领事在案。该军舰竟于深夜向岳冲驶，自应以武力制止，藉策安全；以后仍仰严加警戒，毋稍疏忽为要。”但到10月中，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蒋告知，美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对北伐军限制外舰晚间不许在长江武汉战区航行，并须于白天在指定地点接受检查提出异议。外交部认为，依现有中外条约，外舰出入，未便检查，似可让外舰在指定范围停泊，待查明国籍后，即在晚间，也予放行；并已复函美领。“庶于防范之中，仍寓亲善之意。”同时亦声明，美舰不宜于此时驶入，致受战事之累。接此电后，17日，蒋即致电北伐军武汉方面的总指挥唐生智请其按外交部的意见查核办理。(12)其后，又将此作为统一处理办法通令前方各部队遵照办理，并于10月27日电陈友仁让其就此规定“向外交团切实声明”。(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