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周刊是抗战胜利后中国较有影响的一份自由主义政论杂志，1946年9月1日由储安平创办于上海，1948年12月24日因被国民政府查封而停刊，共出版5卷114期(新中国建立后，《观察》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1950年5月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刊物风格还是主要作者，都与复刊前大不相同。本文所指不涉及这一阶段)。当时中国一流的学者，如梁实秋、钱钟书、张东荪、吴晗、潘光旦、王芸生、马寅初、冯友兰、傅斯年、任鸿隽，还有一些国民政府的驻外使节，如驻法使馆秘书钱能欣、驻美使馆参赞陈之迈等都是《观察》的撰稿人。《观察》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批评时政，关注社会，内容涉及当时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国共和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腐败问题等等，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这种社会关怀还表现在对外问题上。在当时美苏冷战业已出现的世界图景下，《观察》对于美苏都有不少褒贬，这种褒贬既与他们的社会制度理想相联系，也与他们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两者之间有时并不一致。比如他们不讳言服膺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强权行径，他们也不假辞色给予抨击和指摘。以往学界一般重视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所以强调前一方面；对于后一方面则注意不够。本文力图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视角，对后一方面做具体的梳理。 鉴于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给予了大量援助，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加上正是依靠美国“提携”，中国更是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四强”之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对美国是普遍怀有好感的。《观察》周刊的主编储安平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追忆了中国人的这种感情：“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份。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1]夏炎德也说：“像美国这样对我有善意而又有实力的友邦确是非常难得的。”[2]但随着国际两极格局的逐渐建立，美国从其全球扩张战略出发，着力在亚洲建立一个反苏基地，推出一系列损伤中华民族利益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1]。《观察》杂志虽然认同美国民主制度，民族感情却同中国广大民众一样，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严厉指摘美国的这些政策和行为。 一、政治：美国“调停”及其片面援华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中国面临爆发内战的局面。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一方面敦促国共实现停火，召开国民会议完成统一，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以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3]。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国各界人民的普遍欢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也抱有感激之情。《观察》中写道：“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内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1]还有文章说，“在刚胜利时，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团结。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我们是真心感谢的”[4]。 不过在民族情感鼓荡下，知识分子对美国调停也持有一定的矛盾心理。他们认为美国调停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20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1]当然，即使暂时冒着“丧失人格尊荣”的危险，如果调停能有一个好结果，在他们看来仍是能够勉强接受的。问题是这场调停由于袒蒋压共，又实行以金钱、物质、弹药等片面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消除摩擦，反而加剧了两党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观察》遂对卷入中国内战的美国越来越不满，责问，“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1]？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调停宣告失败，美国转而公开支持国民党“戡乱”。6月间，中国国内形势急速逆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7月美国派魏德迈使团来华实地调查研究，以便制定新形势下的“援华”政策。魏德迈盛气凌人的态度更激起《观察》同人的愤慨。许德珩指出：“中国自己的事，本来应当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人自己也应当能够解决，现在竟要人家来调查，并且还要欢迎人家来调查，连夜赶制报告，使这时时刻刻受着生活压迫与战争威胁的人民，感觉到中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成什么样子！”[5]吴世昌也说：“魏氏的态度之劣，确是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心，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国官员在莫斯科商订中苏友好条约时所受的尊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呵！即使是抗战前的川樾茂，也不曾对中国政府有过这样的态度。”[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