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强力入侵，民族存亡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民族主义思潮亦涤荡、贯穿于当时各个学术派别。这股强烈关注现实的趋向，毋庸置疑，在某种程度上为当时学术界注入了新鲜活力，推动知识分子转换视角，关注起以往被漠视或注意不够的领域，并以各自不同方式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能够坦然闭守一隅的学人少之又少，而那些本在研究理路上与经世之学似乎距离甚远的学人或学派，在此巨变之时，尤为引人关注。他们让我们看到，处于时代激烈变局中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实需要与客观学术之间，苦苦寻求平衡点的心路历程。且不论他们对时代的贡献究竟如何，这种对学术理想的执着，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已足以令人感佩。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派的人们”，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他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不懈探索，正是对这种时代精神的一种很好的诠释。而于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作为这一派学人的学术阵地，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和理念。它不仅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初具雏形的重要标志，还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② 本文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缘起出发，展现时局激变下知识分子在“致知”与“致用”两条道路上的艰难求索历程。 一、回顾：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缘起” 纵观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或《禹贡》半月刊的论文和专著，对于半月刊的缘起，多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类似“顾颉刚将满腔的爱国热忱化为创办《禹贡》半月刊的无限动力”这样的叙述随处可见。③“民族救亡斗争在近代的突出尖锐性，使爱国主义这一建立在最深厚社会基础上的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方面都有强烈的表现”。④在当时国家危局之下，孜孜探索救亡图存的良方是所有有良知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沿革地理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与时代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除对纯学术的探究以外，尤重视时势的需要。“夫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⑤可以想见，顾颉刚藉创办《禹贡》半月刊而重兴沿革地理之学的愿望，与当时民族危难的社会背景必有直接关联，而且这种学术报国的理念也必然与时势之需产生共振，彼此交相促动。因此，就《禹贡》半月刊本身性质而言，无疑是一份爱国的学术刊物，创办者顾颉刚本人也无疑是一位饱含爱国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角度而言，诞生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禹贡》半月刊，必定带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内涵和期许。但是，如果仅仅把《禹贡》半月刊的诞生归于由日寇入侵而被激发的民族意识，则不免流于片面。《禹贡》半月刊毕竟是一份学术期刊，自有其学术上的来龙去脉。如果把《禹贡》半月刊初期内容与最初的《禹贡学会简章》相比较，将会发现初期的《禹贡》半月刊其实离人们所期望的学术救亡的主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倒是与顾颉刚十几年来一直从事的“古史辨”一脉相承。 尽管《禹贡》半月刊在第4卷第10期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提到“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需求”，并在学会内部公开《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准备“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⑥但是，《禹贡》半月刊自1936年7月1日出版了第5卷第8、9合期(即西北研究专号)以后，亦即创刊两年多以后，所载“经世致用之大端”的边疆史地论文比重才开始超越纯粹的沿革地理类。可以说，直到《禹贡》半月刊从较单纯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向对边疆史地、民族史以及当代史的关注，才真正弥补了其“民族主义”的期许与实际内容之间的“落差”。 单纯把《禹贡》半月刊放在民族主义“语境”里进行研究，借用罗志田的说法，容易导致一种类似于“倒放电影”的趋向。⑦就以往研究成果来讲，这种趋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忽略了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背景，只是将缘起与外敌入侵的刺激联系起来，由此而得出简单化的“缘起”。20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研究由于受当时研究背景影响，片面之处自可理解，然而时值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不断重复这种单一化的结论。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半月刊诞生的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步步进逼华北，京津地区岌岌可危的时候，创刊伊始，编辑同人就决心以此刊为阵地，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舆论进攻。”⑧又如：“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谋划，公然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大好河山。此刻的顾颉刚，深感‘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到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因而他一方面将在燕大、北大讲授的‘中国上古史’课，改为‘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以史地教育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考虑成立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边陲民族史、地方志为课题，以维护我国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为宗旨的学术团体。”⑨ 其次，则是在上述先入为主的“缘起”观统领下，对《禹贡》半月刊创刊号上所载《发刊词》和《编后》进行不客观的发挥，而且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习惯把《发刊词》与两年以后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只在学会内部印发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以及三年后的《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等相关内容混相摘引，以图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该刊缘起的“认识”。这种把该刊不同阶段的史料人为加工或简单归纳在一起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廓清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初衷，而且容易使人忽视《禹贡》半月刊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和范围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