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战时对外转运、国际贸易及外汇基金运筹的总基地。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战时国营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并对其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如王相钦和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业史论》第8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商业》第2节《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中，提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简称贸委会)“为维持债信、出口大量农矿产品，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对此应该予以肯定”。同时亦揭露了该会下属的3家国营贸易公司实行农产品管制、苛扰商民等经营弊端。①又如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第5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第1节《外债与对外贸易》中，肯定了贸委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并提及该会所属的3家国营贸易公司。②郑会欣著《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较详细地考察了抗战后期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况，肯定贸委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调剂金融、促进运输、增加出口诸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③按这些并未具体涉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经营活动，因此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 香港在中国战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爆发后，中国外贸中心逐渐向华南转移。尤其是在粤汉、广九两路接轨后，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之客货出入，大部趋向省港。沪宁失守后，长江下游之经济交通，概被日本破坏或把持。据海关1938年贸易报告书表明，上海出口总值下降，而广州及华南各口岸出口总值上升，该年沪粤对外贸易一升一降之差别，极为显著，俨然有以粤汉铁路代替长江航运，以香港取上海而代之的趋势。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主要原因即原运沪货物多改在香港起卸。如汉口因长江口被敌封锁，所有以前集中该埠转往上海出口之大批物资，均改趋省港外销。这年香港入口货物中，由中国大陆运来者价值为2.11亿余元，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额的34.2％。④ 就对外输出入货物的内容而言，香港从大陆进口的主要是桐油、矿砂、茶叶、药材、蚕丝、猪鬃、瓷器、牲畜及农副产品。如1938年桐油经香港输出额超过由国内直接出口达1倍以上，钨砂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3强，茶叶则几乎全部经由香港出口。⑤从香港转输内陆的货物主要是军用物资和工业制品。当时，中国政府向欧美各国大量订购轻重工业机器、铁道器材及其他军需物品，主要是靠广九、粤汉两路输运入口。据估计，抗战初期中国70％的军事战略物资都是经过广九铁路从香港运到广东的。⑥当时英国方面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继续起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⑦日本侵略者也认识到：“中国事变发生后，香港对于中国承担了日益重要的任务。”在“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因此，香港是“重庆政府与列强保持联系的唯一门户，同时作为援蒋物资的中转基地或宣传、谋略基地，更加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⑧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香港与华南的正式交通路线被切断。不久，华南沿海重要城市亦相继陷于敌手，但内地货运尚能与香港保持经常接触，特别是香港通过澳门及广州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大为增进。1939年末，第一次粤北大捷后，广东战局趋于稳定，以惠州、淡水和西江南路为主的东西两翼与香港的贸易十分活跃，广州沦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快即淡化。在华南方面，中国政府开放惠州、淡水至大亚湾畔沙鱼涌的门户与香港通商，大量物资运往内地，粤战时省会曲江一跃而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香港仍保持着重要的战略贸易地位。当时日本曾作分析，认为随着七七事变的发展，英国不得不从华北、华中退却，香港逐渐成为对日经济战的前沿阵地。它作为英美对日封锁、对蒋介石援助的据点，愈加意义深远。美英中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成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的本部也在此。英美还支持香港与内地国统区的秘密贸易，使国民党政权能通过香港维持战时财政。故对于重庆方面来说，“香港真正是抗战经济的中心”。⑨尽管日本舰队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绞杀，妄图切断中国的外援之路，但其阴谋却难以得逞。其中原因，除了中国军民(包括港澳爱国同胞)的顽强抗争，华南沿海海岸曲折、河汊纷歧、地形极为复杂外，还因英属殖民地香港的存在，日军无法阻止第三国(特别是英美)的船只往来，故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进出口业务源源不绝。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香港始终发挥着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 二 战时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的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后，由于香港在中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 (一)金融企业。广州、武汉陷落之际，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的一些机构于1938年10月20日迁移到香港。⑩翌年，四联总处为调整并加强各地分支处之机构起见，订定改组各地四联分支处办法，规定业务重要区域设立分处，次要地域改设支处，并限令各区于1940年1月1日改组成立。依限陈报成立者，计有包括香港在内的15个分处和17个支处(广州湾支处原属香港分处管辖，当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初改为直辖支处)。(11)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在战前即已设立了香港分行，现又将总管理处主体部分迁港，并仍与陷于“孤岛”的上海分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海中行还在香港设有办事处。(12) 中国国货银行为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11月创办于上海，为国民政府指定的经营外汇银行，由孔祥熙和宋子良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香港分行于1938年3月29日开始营业。(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