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意义上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关于它的相关内容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本文拟将五四运动研究中涉及的有关争论梳理如下： 一、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最早是邓拓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①。从而引发了关于五四运动究竟是由谁领导的争论。 陈培均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为“五四运动从世界革命战线上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从阶级状况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任”，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壮大和成熟起来的”②。 董令仪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首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积极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为五四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作了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③。再次，他们从实践上参加和指导了这场运动。 侯新夷认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鉴于《新青年》在当时新思想宣传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谁实现了对《新青年》的领导，实际就领导了五四运动。通过当时《新青年》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陈独秀实现了这一领导。他同时从“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礼教旧道德、文字革命”④三方面说明陈独秀在这些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王林涛则认为“在‘五四’前，李大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宣传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五四运动中，及时的指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⑤。杨世兰也提出李大钊“积极推动和领导五四运动”，她认为：“李大钊同志不仅和学生一起参加了五四游行，而且当学生被捕后，他一面主持北京大学进步教师、职员组成的教职员联合会，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一面又派进步团体学生到一些大城市去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并且李大钊还极力宣传革命思想，“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⑥。 也有不少学者把二者并列称为五四的领导者，合称“南陈北李”。刘孝良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首先，“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则是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都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过催生作用”；其次，“陈独秀、李大钊都坚定的站在五四运动第一线，以自己的实际言行，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引导运动深入发展，都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指导作用”；再次，“五四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在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从而开拓性的发展了五四运动的成果，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⑦。黄文典也认为二者在不同的时期作用不同。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受进化论的影响较大，都曾经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思想认识的高度超过了陈独秀”；三是“五四前后陈独秀的社会声望及思想影响的广度超过李大钊”⑧。 张德旺认为“五四爱国运动前，胡适积极参加了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准备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胡适作为统一战线的右翼代表人物，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直接参加、支持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坚持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客观上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还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五四’前，胡适就不时流露出对封建主义的妥协态度，并散布了不少资产阶级毒素”；“运动进行期间胡适直接的消极影响，一是五四爱国运动初起时提议停止罢课，立即复课，二是参与北大南迁之议，干扰了反帝救国运动”；“‘五四’后，胡适还竭力贬低反帝救国斗争，引诱青年读死书，搞和平改良”⑨。 左瑞成撰文解释了孙中山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对五四运动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第一，“孙中山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著书立说，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使命，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行为”；第二，“孙中山当时正忙于南北和议，这是他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之二”；第三，“孙中山仍为护法军政府的部分政务与军务操劳，这是他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之三”。但事实上，“在运动中，他也曾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有时更直接参与到运动中去”⑩。董德福指出在五四前后的不同时期孙中山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同。概括起来，“前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后五四时期：五四新思潮的反思者与批评者”。所以对孙中山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要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评判”(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