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75-10 “五四”运动迄今已有90年的历史。对“五四”时期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存在继续探讨的必要。比如，在2006年4月6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理论创新”版，侯且岸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事实上共识大于分歧》的文章，应该说是客观地评价了“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这场讨论。虽然文章结论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人们对它的认识亦在云雾之中。”但是，这个结论过于简单，而且对这次讨论的积极影响则几乎没有涉及。 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有长篇文章对“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①之后，南京大学李良玉也有过内容相关的文字，此其一。其二，侯文没有揭示“问题与主义”这场讨论，对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成长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其三，目前的许多宣传和研究，确实仍然未能清楚、公正对待胡适为主角的这场讨论。就在侯文发表不久，权威报刊上仍然在说：“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②这代表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相关文章和著作，对“问题与主义”这场讨论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和李大钊的来信 众所周知，90年前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思想界的明星，由他主持的《新青年》及《每周评论》，也就成为新文化的主要阵地。“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更是直接动摇了封建统治，陈独秀因此于1919年6月11日被捕入狱。而《每周评论》的主编由胡适继任，6月15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6号，刚好胡适在美国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所以连续两期全部登载都是《杜威讲演录》。6月29日出版的第28号上，胡适为刚在上海创刊的《星期评论》写了《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其中谈到：“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报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并赞扬《星期评论》注意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很少迷人的‘乌托邦’的理论。”实际上，胡适已经开始准备针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在7月20日第31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时，李大钊(守常)因统治当局的迫害，正避居于昌黎五峰山。但他仍然关注时局及同仁报纸《每周评论》，看到胡适的文章，针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写了一封给胡适的长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胡适把李大钊的这封来信，加上标题《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8月17日出版的第35号《每周评论》，并附文说明：“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着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罢。”第36号《每周评论》8月24日出版，刊登了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由于《每周评论》在8月30日被当局查封，原定于第二天出的第37号未能发行，所以，胡适已经写成的并且准备刊登在这期上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当时也就未与读者见面。 以上就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直接讨论“问题”与“主义”关系的简单情况。也就是现在国内大多数论著所说的，由于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李大钊则进行“批驳”或“反击”的具体过程。 “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的概况 为了更加清楚地评判这次讨论或者所谓的“论争”甚至“论战”，有必要大致了解民国建立以后的中国思想界概况。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帝制的两次复辟，思想界出现极大的混乱和倒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就迫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因此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以启传统封建思想之蒙为己任，因此，大量的介绍和宣传国外的理论、学说就成为必然甚至是当务之急。新的思潮犹如决堤之洪水，涌漫到中国思想界的旷野上来。对此，蔡元培1920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当时震动极大的《洪水与猛兽》一文，明确把新思潮比作“洪水”，号召大家支持新思潮、反对军阀(猛兽)，但他也看到了新思潮作为“洪水”的弊病，希望不应任其泛滥。然而，在浪涛汹涌之时，总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时而还有沉渣泛起。许许多多新的理论和学说从国外传入中国，尤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界时髦得很，如安那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等。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先进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思想解放，但是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③孙中山就是典型，说他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④后来甚至说是依据“马克思底学说”。“五四”时期的胡适，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在他《新俄万岁》的小诗中，盛赞俄国劳动阶级取得的胜利。所以瞿秋白就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