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6日，曾经的“云南王”龙云在几近于押送的情形下飞离昆明，其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亦被解除，震动各方的昆明事变至此暂告落幕。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的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虽然事变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然其遗症未消，终于发作，又成为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云南举事之远因。关于昆明事变之个案，学界以往已有一定研究①，惟利用资料似仍有限，主要出自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而独缺事变决策者蒋介石的资料及研究，对于历史整体面相的把握尚有缺憾。本文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等资料，着重研究蒋介石与事变的关系，期以为把握及认识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军事强人的政治纠结和策略运用更开新篇。 风起青萍——蒋龙矛盾之远因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山高路远，民族混居，中央政府的管辖权力往往不及于此。民国新创，政治动荡，军事强人应时而起，唐继尧在北京政府治下的大半时间里主宰着云南省政，也可谓民国时期的第一代“云南王”。1927年春，国民党及蒋介石挟北伐胜利进军之势在南京当政，裹入此波时势变革洪流的云南，亦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出身彝家的龙云在“二六”政变后迅速崛起，在经历了一番军事强人间纵横捭阖的武打与文斗之后，成为云南的新主人。从此，龙云始终牢牢控制着云南省政，俨然成为第二代“云南王”，对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 龙云在云南当政时，国民党也在为统一全国首先是统一内部而争斗不已，对云南这样的偏远之地暂时无力顾及，相反，蒋介石还需要龙云的支持，以牵制西南桂系和川系力量，并在国民党内派系争夺中壮大自身实力，而龙云也需要依靠蒋的支持维持自己在云南以至西南的地位。蒋、龙之间各有需要，彼此互挺，维持着大体相安之局。龙多次对蒋“表示始终拥护之意”，“表示一切服从”，并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蒋的效忠”。② 1931年春，云南发生四师长“倒龙”事件，蒋介石“甚为系念”、“思虑甚切”，特致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表示了鲜明的挺龙态度。③ 蒋曾对其左右亲近人员说：“龙云好比南越王赵佗，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对龙云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抬高左手，就等于压低右手，提拔龙云，也就是压低李、白。”④ 由此观之，蒋挺龙之意非为同心，而在利用。1935年，蒋介石因指挥围堵红军长征而亲临云南，据陈布雷回忆：“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⑤ 龙云亦投桃报李，在阻截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爆发等攸关蒋介石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都站在蒋一边。因此，虽然“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这在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他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之迷梦，久已蓄谋吃掉龙云，夺取云南这块地盘，但是在抗战以前，时机未至，因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偿。”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蒋、龙先前相安无事之局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军队在沿海步步失利，政治军事重心逐渐向西南转移，地处大后方的云南，地位日形重要。龙云一方面下令滇军出滇，参加抗战，并在省内动员，支持抗战；另一方面，出于控制地方实权的本能和敏感，龙云“对中央军入滇藉词推托延后”⑦，不愿意让渡自己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的实利。蒋介石则在国民政府退守四川并因此而得以基本控制该省之后，力图进一步控制云南，奠定更稳固的后方统治基础。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龙云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而矛盾，一方面，双方似乎上下分际，彼此尊重，龙云还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统辖云南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双方实际上又互有戒心，各有想法，尤其是在处理有关云南实际利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1939年12月，龙云手下的头号大将卢汉到重庆晋见蒋介石，蒋面嘱“滇省军政事项尚有应加调整改进之点，应符中央政令而崇国际观瞻之意，嘱其返滇转达龙主席”。卢汉向龙云禀报后，龙知蒋之用意，即告卢转蒋，“滇省以往一切设施及现在机关系统，凡有碍体制者，自应力予避免，加意调整，请钧座明白分别电示，以便遵办”。随后，蒋介石在1940年1月电告卢汉，表示“举凡行政上之国税、省税制度，金融制度，公库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军事之建设整理，人事经理之监督整饬，兵役机构之完备，补充兵额之供应，军需资源之调整，军品内运之保护等等，均盼能依照现行法令办理”。蒋之意很明白，即要求龙云取消云南的各项特殊地方政策，融入中央系统，惟此为地方当权者的命根子，龙云哪能轻易允可。卢汉在复电蒋时，转达龙之意，表示“各项均属国家要政，自当分别时间、步骤，逐一遵照办理”；但又表示，“欲彻底整理，诸多困难”，如若取消消费税，改征营业税，十不抵一，“不敷之数悉予补助，则困难毫无，消费税立可取消，一切迎刃而解”。“再者，滇省目前应调整之事项，如人事、军事、财政，均有彻底调整之必要，若仅办取消消费税一项，与全局有关窒碍实大，不如趁此将滇省所有国家财政一律交还财部接管，军政费由中央负担，军政人员完全照中央规定办理，似此得一总解决，不特权责分明，即庶政亦易于上轨道。”龙云明知其要求蒋介石不可能亦无力全都答应，却将皮球踢给了蒋，果然，蒋认为“该省所有人事、军事、财政一律交还中央全盘调整，若能做到实最合理”，但“此项办法自多困难”。⑧ 此后，龙云提出的要求，有些得以解决，有些悬而不决，而蒋、龙关系却因此而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