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3－0005－17 陈独秀曾说过，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P642)。蔡先生表面上是老好人，但事关大节或他认准的事，倔强坚持，不肯通融。陈独秀不仅肯定了蔡元培是其时三位最主要的主持者之一，而且也肯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独具个性。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蔡元培，虽不乏研究成果，但是，于其独具的个性，却甚少有系统的论列。爰作是文，以就正于贤者。 一、前后期的角色转换 新文化运动虽肇端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但它真正得以发舒，并进而掀起洪波巨澜，却是始于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将陈独秀诸人及《新青年》引进学校。“五四”前的蔡元培，没有直接介入新旧派的论战，甚至也没有发表过直接表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但他却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诸人。人所周知的蔡元培著名的分别致《公言报》和林琴南的公开信，以及他为保护陈独秀不惜拍案而起，反映了这一点。陈独秀说：“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2](P354)胡适也说，自己在北大得到了蔡校长的大力支持：“他是一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3](P162)，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惟其如此，梁漱溟以下的论断便自有其合理性：“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4](P348)足见，“五四”前的蔡元培，其主要的贡献之一，便在于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庇护人。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是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5]。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6](P84)。笔者以为，是文公开号召支持新思潮以反对军阀，固属难能可贵；但它以洪水比喻新思潮的“洪水”论，同样值得重视。在蔡元培看来，新思潮似滔滔洪水，来势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同时，犹如水源太旺了，泛滥岸上，难免冲毁了田庐。对付洪水，禹用导法，使归江河，结果不但无害，且得灌溉之利。对于新思潮，也不能湮，只能导，令其自由发展，自然有益而无害。蔡元培的“洪水”论，耐人寻味：既将新思潮比作洪水，他实际上便是预设了它难免有自己误区的前提；强调“来帮同疏导洪水”，很显然，他也不单是强调支持新思潮的自由发展，而是同时强调了积极引导的必要性。要言之，强调对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要加以积极正面的引导，这是蔡元培“洪水”论的根本取向；从整体上看，它是“五四”后蔡元培推进新文化运动发展策略转变的重要思想表征。 “五四”后的蔡元培接连发表了诸如《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何谓文化》、《东西文化结合》等一系列的文章与演讲，就新文化运动如何进一步健康发展，直抒胸臆。这表明，蔡元培的角色正悄然发生了变化，即由庇护人进而转变为积极和正面引导新文化运动的“疏导洪水”者了。“五四”后，蔡元培对“洪水”即新文化运动的“疏导”，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尖锐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流弊。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有崇高的评价，以至于将之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例如，他在旧金山中国国民党招待会上演讲，说：欧洲文艺复兴始于但丁的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7](P62)至于他亲自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作序，予以高度评价，大力推荐，从而有力地提升了作者的声望，更是人所尽知。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尖锐批评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流弊。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指出：文化运动已成时髦，“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是，人们若不能超越利害，保持平和的心态，单凭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必然会出现三种流弊：一是言行不一。看得明白，责备别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实行的机会，给小小的利害绊住，不能不牺牲主义”。二是假公济私。“借了很好的主义作护身符，放纵卑劣的欲望”。三是偏激与急功近利。“想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达他的极端的主义”。他强调，上述三种流弊，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这三种流弊，不是渐渐发见了么？一般自号觉醒的人，还能不注意么？”为此，他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8](P361，362)，使文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其二，不赞成简单否定旧文化，主张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应持分析的态度。陈独秀诸人不乏批判旧文化的勇猛气概，但他们强调新旧不两立，主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全盘否定传统，不免失之简单化。蔡元培对此不以为然，主张对复杂的文化问题，应持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他指出：“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例如，孔子强调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就是试验的意义”[8](P350)。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他曾指示北大平民学校中学班：“国文全练习白话”[2](P473)。但是，他并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在女高师讲演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8](P358)他在另一处又说：“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9](P233)同样，蔡元培全力支持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8](P333)他既热心地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8](P400)，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蔡元培主张对新旧文化问题持更加冷静、平和与客观的分析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